姜妮娜

今年7月28日父亲诞辰一百周年。解放前，他是《时代》周刊主编、《时代日报》总编辑、时代出版社社长。。解放后，他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首任校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杰出的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是姜椿芳的大女儿姜妮娜，1984年由于父亲的青光眼病日益加重，视力减退，视野缩小，而被调到父亲身边工作。最近，通过对父亲资料的整理，使我更加了解父亲。

1931年夏，他加入反帝大同盟，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56个春秋。

正如1995年陈冰夷叔叔为《怀念集》写的序中所说：“他一生中接受党的委派所担任的工作，大多是需要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进行的开创性工作，或者是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前人已有建树的事业。他胆大心细，勤奋好学，干一行，钻一行。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和调动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凭着他的高度的政治修养和聪明才智，他既有坚忍不拔、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闯劲，又有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因而任何再艰巨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

现在我只想说说父亲的社会活动：

一、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

早在1951年出版总署就召开过由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全国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矛盾同志作了重要发言。在那些岁月里，不断有人呼吁要成立一个翻译工作者的学术团体，可惜都没有能实现。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文化交流、科技引进、外事活动、外语教学等蓬勃发展，对翻译工作的需求愈来愈多。1980年父亲和翻译界的一些负责同志奔走各方，呼吁筹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经过翻译界多次座谈和协商，经中宣部的批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终于在1982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会上中央领导同志王震、乌兰夫、薄一波先后讲话，热烈祝贺协会的成立，并高度评价了翻译工作对我国革命事业的贡献。会上父亲被推选为会长。在成立大会上致词。他指出：“目前，我们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要广泛开展国际科学文化方面的交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国际交往中做好友好和对外宣传工作。”“我们要运用自己掌握的外语和民族语言这一工具，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正处在百科工作繁忙的时候，他挤出时间，冒着严寒酷暑亲自走访重点地区，如宁夏、辽宁、黑龙江、山西、上海、天津等地，协助当地整合翻译力量，帮助当地翻译界化解矛盾，使这些省市建立起协会，这些地方译协成为中国译协的团体会员。

父亲还积极地促使各行各业成立起各种翻译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少数民族语文、外事、翻译教学、理论、军事等。

各翻译学术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就要定期召开全国性的专业学术讨论会，以交流经验，活跃学术空气。在这些翻译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中，父亲最关心的是科技翻译和少数民族语文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中国译协相继在成都（1984年）、秦皇岛（1985年）、屯溪（1987年）举行了三次全国性的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由于百科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到会，但每次都为大会写贺词或书面发言。例如在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繁荣科技翻译事业，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长篇书面发言。他指出：我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大量引进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成就，及时把外国的新技术、科技新信息、新理论翻译过来，为我国建设服务。科技翻译工作者很重要，应该提高他们的地位。

同时，他也很关心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他说，单是从汉语翻译为各民族语文或单是从民族语文翻成汉语，已经不能有效地完成当前的任务，在各民族地区，例如新疆、内蒙、西藏各自治区以及南方许多省、区、州、县民族聚居的地区，逐步引进外国技术，吸取外国投资，开办合资或外国独资经营的工厂和企业，那里都需要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从事外语翻译的工作。这就需要培养这样的人才。父亲尽管工作忙，身体不好，他仍然参加了1985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1987年在内蒙通辽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在两次会上都为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干部作学术报告。强调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强调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加强团结各族中的重要性。他说：“东西方各国差不多，翻译先从宗教经典开始，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印度的佛教，都是在前头，同时随着商业的发达，翻译愈来愈取得重要地位。直到现在欧洲共同体还是靠翻译来进行通商贸易。至于，政治外交方面，靠笔译、口译，就更不用说了。文化交流，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互相翻译形成了今天的繁荣昌盛的文化局面，可以说世界文学也就是翻译文学，世界文化也就是翻译文化，世界文明也是翻译文明。”他强调翻译的重要性。会议期间他分别会见与会的十多个民族的代表，同他们促膝谈心。他眼睛分辨不清每个民族的代表，用手抚摸他们的服饰，拍拍他们的肩膀。在这两次会前跟中国翻译协会的工作人员说，要请几个有经验的翻译家到会给少数民族翻译工作者作学术报告，给他们传授翻译经验。老大哥要负责传、帮、带，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语文翻译行家。

1983年11月15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出版会刊《中国翻译》，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翻译工作要有一个新局面》。

中国翻译协会还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行人员互访。1987年7月父亲主持了中国译协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决定中国翻译协会首次派代表团赴荷兰出席国际译联第十一次世界大会。这一年，中国翻译协会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是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把中国译协推向了国际舞台。

父亲和吴文焘等领导同志以及老一辈的翻译家创建的中国翻译协会，经过多年的拓展，经过中国外文局历届领导的扶持和关心，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具有很高声誉的全国性协会。2005年8月在国际译联第17届理事会上，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首次当选国际译联副主席。在2005年的国际译联大会上，中国获得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等。这一切说明中国的翻译事业在后辈的努力下正在取得蓬勃的发展。

二、戏剧方面的工作

由于受奶奶的影响，父亲从小就喜欢戏剧。1938年由哈尔滨转移到上海，先是在亚洲影片公司做苏联影片的翻译、发行和宣传工作。父亲翻译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和片中的对白，每有新片就给报纸写宣传稿。在这个工作中，父亲有机会经常观看苏联影片，也有很多机会观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影片，影片是最新型的艺术形式，使父亲的视野扩大到这个艺术领域里。1936年是革命文艺发展的30年代中期，是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一年，是上海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上海进步的群众，特别是革命文学艺术界人士，莫不以看苏联电影为难得的学习机会。每放映一部新影片，他们都冒着危险到这个离城区较远的上海大戏院来看苏联电影。父亲利用自己的职权，经常给他们送票，请他们来看电影，请他们来座谈，让他们评论苏联影片，招待记者，请他们为苏联电影做宣传。父亲结识了几乎所有的进步文艺界人士，使他之所以能侧身到文艺界。

1938年上海地下党文委派父亲领导“小剧场”支部，当时上海周围已沦陷在敌人手中，而上海租界又在日本人包围之中，租界形成了孤岛。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都采取中立态度，他们对群众运动是禁止的。为了把“孤岛”上的上海人民组织起来，只有通过演剧的活动。上海地下党派遣演剧队到各难民收容所举行宣传演出活动，后来有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要求演出话剧，党组织就派人到学校去帮助他们组织各种业余的话剧小组、话剧团。这个学校能演剧，他们到别的学校去演，那个学校也想组织剧团。逐渐地像滚雪球似地把上海各界人民通过演剧的方式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个工作，父亲选择苏联最新独幕剧，为演剧队提供新的剧本。

那时音乐界兴起以苏联歌曲方式作曲，开展歌咏活动。流行一时的《祖国进行曲》就是父亲翻译的。

当组织让父亲领导“小剧场”支部，于伶领导“大剧场”支部，所谓“大剧场”是专业的戏剧团体，当时组织了青鸟剧社，他们演出《日出》、《女子公寓》等戏。“小剧场”是群众的戏剧。先在难民收容所中，后来发展到大学、中学、小学。没有开展戏剧活动的地方，只要派一个剧团去演出，就可以把那里的群众发到起来。职业界也通过剧团演戏把群众组织起来。洋行中的中国职员搞“华联”，他们也演话剧。药店组织了药联，中药店组织了中药联。总之，这个活动开展得很普遍。通过演剧各行各业组织起来了。于伶同志回忆，当时各种小剧团共有120个之多。因为当时“孤岛”是在英美法的统治下，党不能采取集中的政治活动，不能开演讲会，不可能通过公共的报纸发什么号召。报纸，党会编，会出版，但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限度，容易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只有戏剧，是娱乐性的，年轻人爱玩，演话剧，登台出风头，是玩票。因而警察派人来看，来检查，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到1940年，小剧团的形式已不适宜，父亲他们就想办法搞了一个戏剧产销合作社，向各个剧团提供剧本、灯光设备、道具、服装、化妆用品，供应导演。这个合作社是营业性的。对敌人讲，父亲他们是“做生意”，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组织工作。

1939年底，1940年初，地下党文委指示父亲，让他设法打进京剧界。那时父亲正和苏侨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下简称阿甫）友善，协助他搞舞剧和音乐剧的活动，演出了几场。阿甫说：“我和梅兰芳有友好关系。现在梅兰芳蓄须停演，住在上海，正有时间和条件来试用新乐器，演奏新乐曲，排练新歌舞剧。我们不必要他演，只要他带头发起做这种尝试，创造中国的新歌剧，现在是绝好机会。正好我排的中国舞剧《古刹惊梦》已到统排阶段，去请梅兰芳看看。阿甫认为父亲也有促进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歌剧、中国舞剧、中国音乐剧建立理论的意见。他认为由父亲去劝说比他用英语去向梅兰芳说教要方便得多。于是阿甫邀了一个教外国人印度气功”瑜伽“的英蒂拉·黛微和父亲一起去见梅兰芳，经阿甫引见，父亲认识了梅兰芳。梅兰芳婉言拒绝了阿甫和父亲的建议。因为当时他周围有些人担心他用管弦乐队伴奏演出新腔，会使他好不容易取得的成就遭受失败而名誉扫地，因此这种新尝试没有进行。至于请他去看舞剧的统排，他欣然答应了。

1940年父亲接近了周信芳。父亲有个同乡长辈，是爷爷奶奶的亲密朋友，他的儿子是父亲小学的同学。他在家乡时和爷爷奶奶一直有来往。父亲的这个同乡长辈原名尤金桂，从小爱演戏，先是“下海”搭班。后来索性自己“起班子”，到各地做“草台班”演出。后来他改名尤金圭。他会编连台本戏，如《封神榜》、《八仙得道》、《梁武帝》等。1940年前后尤金圭被邀请到周信芳的身边编剧。父亲为了能接近周信芳，先是去看了周的《明末遗恨》、《斩经堂》等戏，并且开始常常请教尤金圭，熟悉京剧的种种特点，想学习写戏。这样做是为了打进京剧界找一条途径。父亲央求尤金圭，把他介绍给周信芳，谈谈京剧改革的问题。周信芳知道父亲是编辑，懂俄文，是与苏联方面接近的“左派人士”。他们谈话涉及到一些时事形势问题，渐渐地成为心照不宣的朋友，他猜到这是党在关心他的戏剧工作。1941年夏父亲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编写《史可法》剧本。这时尤金圭已经离开周信芳家，父亲和尤金圭商量好，把《史可法》剧本写好送周信芳，才能建立业务上的关系。父亲为此收集了不少有关史可法的材料，既参考《明史》，又利用《南明佚史》。尤金圭写剧本，过去从来不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对于父亲掌握的材料很赏识，把父亲所拟的剧本提纲，做分幕分场的加工。正当父亲要着手学着编写《史可法》剧本时，党给了他新的任务，要父亲去找上海塔斯社的负责人，创办一份由苏联人出面当发行人的中文报纸（后来办的是《时代》周刊）。从此父亲的工作转移了，把《史可法》的剧情和分幕分场提纲送给了周信芳，但是剧本没有来得及编出来。父亲和周信芳维持着不疏不密的关系。

1941年8月父亲和陈冰夷、陈君实一起创办了《时代》周刊。但是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去组织京剧界进步演员进行戏剧改革的活动。为了更好地团结京剧界的演员，他仍不断地学习京剧的有关知识。父亲去世后，陈冰夷叔叔曾告诉我，大约在1942年，父亲和陈叔叔一起每周向京剧演员黄慧庵学习京剧的有关知识，黄慧庵主要讲唱腔、场面、作功及戏。

以上种种，说明由于父亲从事苏联电影的翻译、宣传、发行工作，结识了三十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执行地下党交给的任务，领导“小剧场”运动，通过这个活动把上海市大部分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执行地下党交给的任务，为团结京剧界的演员而努力学习京剧方面的知识。就是因为这些工作使父亲成为“优秀的戏剧活动家”（《戏剧战士姜椿芳》，原中国戏剧家协会会长刘厚生著，1988年3月6日，载《戏剧电影报》）父亲在戏剧方面的社会活动很多：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等。

三、中国政协常委工作

父亲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六届全国委员常务委员，文化组副组长和组长。他和文化组全体成员一起，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增进文化界人士的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全国历史文物保护，为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做了大量工作，向党中央提出一些有益建议等。其中特别是在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

1.在提倡昆曲方面，他是昆剧研究会的副会长。1985年7月，全国政协文化组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召开振兴昆剧的座谈会，发起筹组“中国昆剧研究会”，并推选了陈荒煤、郭汉城、俞林、丛肇桓、柳以真和姜椿芳六人组成筹备组。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工作，1986年3月11日文化部批准了这个昆剧研究会的成立，在3月15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父亲代表中国昆剧研究会筹备组汇报筹备简况，父亲说：“昆剧是我国历史悠久、艺术成就极高的戏曲剧种，大家把它看作是我国传统戏曲的代表，它继承并综合了我国民族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传统艺术的创造成就，在我国戏剧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振兴昆剧，搞好昆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工作，不仅是戏曲界的任务，也是文化界乃至全社会的任务；是一件发扬祖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事。”

经过半年的筹备阶段，父亲和筹备组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首都和各地社会知名人士和文艺界前辈钱昌照、楚图南、邓力群、吕正操、马文瑞、赵朴初、朱穆之、吴波、柴树藩、荣高棠、唐克、李人俊、陈锦华、冯文彬、王玉清、梅行、夏衍、林默涵、姜椿芳、郁文、杜导正、冯岭安、卓琳、章文晋、有林、杨拯民、林乎加、匡亚明、周巍峙、黄源、陈荒煤、吴雪、陈昊苏、俞振飞、周传瑛、冯牧、吴作人、赵寻、张庚、阿甲、王朝闻、郭汉城、孙慎、季羡林、吕叔湘、朱德熙、陆文夫等等许多同志以及广大昆剧工作者的热忱赞助和大力支持。

他最后说：“我们有责任把昆剧的继承、发展工作做好，使昆剧艺术乃至整个民族戏曲艺术向更高更美的境界发展，以便使它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同时还要为世界人民服务，使得我国人民千百年来创造、积累的这一文化瑰宝，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昆剧研究会的宗旨。”父亲时时处处关心昆剧研究工作的发扬光大。

有一天，父亲到周有光先生家，周有光先生介绍说：“我的夫人张允和爱好昆曲。”父亲立刻问她：“那么你认识不认识顾传玠，传字辈挂头牌的？”张允和笑了：“怎么不认识，顾传玠是我的大姐夫。你怎么认识他的？”父亲说：“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还到顾家吃过饭。那时我在上海做文艺界的地下工作。”

在昆剧研究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允和建议要纪念汤显祖，会后还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信中说：“今年是汤显祖逝世370周年。汤和莎士比亚同在1616年去世，汤老比莎士比亚大14岁。莎翁7月去世，汤老9月去世，最好秋天开一次纪念汤老的会。纪念莎翁有24个剧团演出70多场莎翁戏剧，还演了昆曲的莎剧。可是对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父亲立刻把她的信转到文化部，又转到中央，纪念汤显祖的建议居然得到了批准。昆剧研究会的秘书长柳以真到张允和家说：“姜老决定邀请顾传玠的夫人张元和来参加‘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的纪念会’，请张允和代为打长途电话去邀请。”1986年10月11日张元和从美国来到北京，第二天由张允和陪同张元和来拜望父亲。见面时父亲说：“顾传玠不但文戏演得好，对耍翎子也很有功夫。顾传玠说过，他练耍翎子是把下颏放在一个小酒杯里，靠着酒杯边缘转，各种各样的转，翎子自然左右逢源，活跃非凡。”这些话，张元和以前也没听顾传玠说过。张允和说：“怪不得顾传玠在《连环记·小宴》中演吕布有特别的翎子功，配合传神的‘虎步’，显出了吕布的武将神采。”父亲对昆曲的演技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他热爱传统文化之深。

2. 政协文化组讨论成立民俗民间文化馆问题时，父亲说为了更好地发扬传统文化，建议政府要成立民俗民间文化馆，使一些濒临绝迹的民俗民风记录下来，把一些实物保存下来，陈列在文化馆里，以便让后人知道和了解。

3. 建议编写上海、广州、哈尔滨三市开埠以来的历史文集，将三市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的情况，用报告文学体裁，以生动活泼的笔调，如实写成单篇文章，编成文集，分辑出版，既可作为地方志的资料，又可作为各种文艺创作的素材。这是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由姜椿芳、徐铸成、陆诒所写的提案。得到有关市人民政府的批复。

父亲还为《上海掌故丛书》写了总序。

四、“野草”诗社和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1978年10月22日野草诗社在萧军家成立。父亲为《野草》诗辑写了“序”，并参加野草诗社的活动和在诗辑上发表一些诗。

1987年5月31日中华诗词学会成立，父亲正在同仁医院住院，一个眼睛刚做好青光眼手术，他便从医院请假出来参加这个成立会。由其他同志替他在会上宣读了书面发言。在成立会前，他在家人的搀扶下为诗词学会的成立四处募集资金。

五、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父亲和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接触比较多。1936年父亲从哈尔滨到上海，开始在苏联人租下来专门放映苏联电影的上海大戏院工作，在那里父亲认识了不少上海文艺界、电影界、戏曲界的人士。父亲也就是在那时开始认识宋庆龄的。苏联方面邀请上海文化界和各界知名人士出席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会。苏联大使也出席了。那次宋庆龄是出席纪念会的头号贵宾。上海大戏院，每有重要的新片演出，都要邀请宋庆龄观看。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每逢十月革命节都要举行招待会，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连续两三年都是招待会的头号贵宾。那时父亲在时代出版社工作，每次参加招待会都遇到她。1949年10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苏联派出了第一个以西蒙诺夫为团长，格拉西莫夫为副团长的文化艺术和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北京参加各种活动后到上海。苏联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几位主要演员应邀到宋庆龄副主席在上海的家中做客。父亲是这次接待工作的翻译。

那次父亲在席上当翻译，对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宋讲上海话，父亲用上海话翻译给她听，主客交流欢畅尽兴，宋庆龄很高兴。会后金仲华告诉父亲：“宋庆龄对你的翻译生动活泼而不僵硬十分欣赏。”

父亲和宋副主席接触最多的是1952年12月，在维也纳举行“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宋庆龄是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这个代表团有40～50人。当时父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室主任，归胡乔木同志领导。他本不同意父亲去。后来听说宋副主席一定要有一个她最熟悉的人去当翻译。最后还是决定父亲去。

在维也纳开会一周，被安排在苏军占领区内一个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住宅里，房东是亲苏的，很安全。奥地利使用德语和英语，父亲不会德语，只得用英语跟他们讲话。召开妇女会时，宋庆龄参加并主持了会议。父亲坐在她的旁边，她说话声音很轻，父亲给她翻译时就得声音大些。她主持的会开得很成功。

维也纳会议之后回到莫斯科，宋副主席到莫斯科作了书面讲话，由父亲译成俄文。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晚饭后由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出来招待宋等一行人看表演。乌兰诺娃坐在宋的身旁，父亲为她们翻译。

在别墅里父亲和陈维博住一个房间。金仲华一个房间，宋副主席住一个房间。吃饭时，她让金仲华坐在中间，因金仲华年纪较大，说是让金爸爸坐在中间，宋要父亲点菜，点那些过去她吃过的苏联菜。吃午饭中间，她要父亲讲彼得大帝的故事。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白天在一起下跳棋，宋庆龄不喜欢太复杂的娱乐活动。每天吃过饭后要去台球室，警卫人员和大家都陪她打台球。

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后，苏联中央派谢尔巴科夫到宋庆龄等的住处，以斯大林的名义邀请宋庆龄、郭沫若到他的办公室去见面。父亲问：“翻译呢？我去不去？”他说：“你可以不去，你要去就等在外面。”斯大林已安排费德林做翻译，他不喜欢别人翻译。这次谈话很风趣，斯大林问宋：“你是怎样保养自己的？几十年过去了仍然那么年轻。”斯大林还问宋和郭：“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宋回答：“我们一切准备就绪，行李都打好了，随时可以走。”斯大林笑道：“好嘛，原来责任在我身上。你们早就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动身？就是因为我耽误了你们这么多时间，这是我的过错呀。”会见后，宋副主席决定马上回国。宋的意见还是乘火车，不乘飞机。还剩下四个人：宋副主席、隋学芳、陈维博和父亲，以及两个苏联警卫，列车上大家分住几个房间，宋住一个房间。列车上又挂了一节有大餐厅的专车，一路上饭菜做得很好，每天上午和下午休息之后就是玩，有时下跳棋，但主要玩牌九。牌是木制的，玩接龙或玩老羊，宋很感兴趣，两个苏联警卫也参加一起玩。最后告别时，两个警卫就把这幅牌送给了宋副主席。过境时换了中国专车。那两个苏联警卫只负责苏联境内的保卫。宋副主席看到父亲有一大串的钥匙带在身上。就悄悄地告诉隋学芳：“到北京不要忘记去东安市场买一个放钥匙的小皮夹给姜椿芳。”宋副主席还告诉父亲，她在南小街的住址，邀请父亲到他家去玩。回京之后，由于事物繁忙，始终没有时间去看她。后来在几次外事场合曾见过几次，但是已经没有从前那种从容谈话的机会了。

1983年12月，父亲接受邓小平、康克清签字的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理事聘书。

六、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

1987年2月24日上午，在北京召开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术语理论和应用分委会成立大会。在会上父亲说：“术语标准化工作走了50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实际工作中感到这方面的工作要有一个由权威的组织来搞。术语标准化不能仅靠几个出版社等单位，而要有一个政府机构来管理，要有一个权力机构来管理名词的统一和术语的统一。为了保证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的早日实现，为了促进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我们必须使全国的术语标准化。术语统一要靠现代化的机器，即计算机，因此我们要普及和应用计算机。

在编辑百科全书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强调术语标准化的重要性。早在50年代，他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时候，就积极促进学术名词统一的工作。在整理父亲的资料时，看到有一封信是署名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陈秋帆写来的，他在信中似乎汇报各单位工作进行的情况，并请示会议何时进行。就在这封信的头上，父亲又给师哲局长写了几个字：

师局长：名词统一委员会来信，希望早日开会，我想，拟定名单后，先和几个主要的（财、法、科、教等处）人联系一下，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开一次会，先把机构成立起来，各单位分别负责进行，以我局为联络中心，然后定期举行例会，如何？

                          姜椿芳  五月十三日

由此可见，当时编译局是联络中心，而父亲就是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七、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于1979年12月27日商定任命姜椿芳为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

八、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会于1981年4月1日召开扩大会议通过接收姜椿芳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

九、1984年9月10日应聘兼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

十、他还担任过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地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等。

                                                    201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