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每感穷愁知遇难，初靖文乱识慈颜。一萤附骥三千里，两代恩泽四十年。风范德韶称长者，启蒙开辟是贤哲。百科未许斯人老，哭向灵台泪不干。”

这是1987年姜伯伯去世时我写的一首诗。二十年来，姜伯伯对我家两代人的关心和照顾，对我人生价值取向的指导和帮助始终萦绕心间。

1985年下半年，我的母亲和两个姑姑相继病故，姜伯伯听说以后到办公室来看我，说；“半年之间同一家三位故人去世，我也很难过。”家父一辈与姜伯伯的相识只是因为少时在哈尔滨比邻而居，可谓萍水相逢，而后又几度音问阻隔，多年不见，大家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甚至信仰也不尽相同，却维持了数十年的朋友之谊，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故人之思，旧雨之情。

1919年前后，爷爷经人介绍，在哈尔滨秋林洋行找到了一分工作，于是举家从故乡江苏南通迁到哈尔滨，1928年秋，姜伯伯家也从老家江苏武进迁到哈尔滨，两家住得不远。南通和武进相距不过百（公）里之遥，两家在万里他乡成为邻居，自然也会“两眼泪汪汪”。况且我大姑姑长姜伯伯一岁，而他又长家父一岁，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想必也很相得（具体有何交往余未与闻。另据黄鸿森先生《时代主笔，百科元勋》一文记载，姜伯伯曾在中东铁路工务处做过几个月职员，而家父恰毕业于中东铁路技术专科学校，亦曾在铁路上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从未听他们说起是否有过同事之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家父不愿做亡国奴，只身入关，在青岛、上海等地闯荡，而姜伯伯则留在了东北。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加入了共产党，投身于抗日革命斗争。1982年大姑姑回忆说，当年她晚上到姜伯伯家去串门，曾见过他在昏暗的房间里伏在小方凳上刻钢板。这正印证了黄鸿森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姜椿芳是英亚社的唯一中国人，名义是翻译，实际上既当编辑，又是抄写员。电讯稿来了，要赶时间，来不及打草稿就把译文直接刻写在蜡纸上印发。”姜伯伯中年以后就高度近视，晚年视力几近盲人，就是那时的艰苦工作环境造成的。在此后的四五年中，姜伯伯已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的家也成为党在东北地区的地下堡垒。掩护过抗日名将杨靖宇和其他东北中共领导人。

1936年夏天，姜伯伯为躲避日寇和伪满的追捕转移到上海。抗战爆发后，我的爷爷奶奶也带着姑姑叔叔们逃离东北来到上海。说来真巧，我奶奶家当时住在现今成都路北口对面的延安中路（背靠人民广场），而姜伯伯家就在成都路北口附近，两家隔一条马路斜对着，又成了邻居，自然相互更加熟悉了，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和姑姑们一直称呼姜伯伯姜伯母为姜先生姜太太，他们称呼我的父母也一直是杨先生杨太太。这种称呼没有阶级的歧视、职业的差异、地位的高低，充满了人情和人性色彩，不像现在动辄什么部长、局长、处长，什么教授，什么总那么让人起鸡皮疙瘩。

家父再次见到姜伯伯已经是1948年的春末夏初，当时家父已脱离东北行辕，携全家展转青岛乘船来到上海。姜伯伯后来谈起此事，告诉我是奶奶托他带人去码头接的我们一家，“行李很多，你还在妈妈怀里。”（那时我不满三岁）第二天，他在一家江苏馆子给我父母接风，作陪的还有翻译家陈冰夷。席间，姜伯伯向家父询问了一些苏军在东北劣迹的传闻，并十分关切他今后的工作打算。听家父说已经和塔斯社的罗果夫联系上了，姜伯伯没再说什么，因为他和罗果夫也非常熟。

1949年底我们全家来到北京。不久听说姜伯伯介绍我的小姑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组参加苏联影片的翻译工作，1957年译制组扩建成上海电影译制厂，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小姑父是位著名的建筑机械师，在滇缅公路的建设中作出过重大贡献，受到过国民政府和盟军统帅部的嘉奖。1955年肃反这成了严重历史问题，隔离审查了很久，差一点被判刑入狱，最后丢了工作。二十几年小姑姑一家就靠她的工资收入生活，她去世以后，小姑父没了生活来源，写信请姜伯伯想办法。姜伯伯让他尽快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履历，趁自己在上海时亲自转交给上海统战部。不久，上海文史馆就聘小姑父为馆员，解决了他多年的工作问题，也解决了生活问题。

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姜伯伯担任副局长，他应是在此前后来到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家住在西四红罗厂胡同。当时我家住在后毛家弯，两家距离不过七八分钟脚程。由于大人们都很忙，来往很少。巧的是，我姐姐和姜伯伯的女儿望娜一度同班同学，因此时有音问。50年代末姜伯伯准备把《水浒传》翻译成俄文，其间曾找过一次家父商议，后此事搁置，两人竟未再谋面。

此后流光荏苒，屡经运动，人世沧桑，直到1977年，家父亡故九年之后才又与姜伯伯联系上。那年秋天，小姑姑从吴晓邦伯伯和盛婕阿姨那里听说姜伯伯已经出狱，恢复了工作，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望他。当时我在崇文区一家街道工厂当修理工，出于希望改变工作性质的个人目的，小姑姑带我一起去拜望他。虽然父辈与姜伯伯相识已久，但我却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比爸爸的个子要高。”这句话一下子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陌生感，好像是老熟人又见面了，气氛轻松随便。他把我家里的人一一问到，知道家父1968年从批斗会回来送至医院一个多星期就去世了，扼腕而叹：“可惜了、可惜了，才五十多岁！”知道我哥哥1967年因写文章批判“文革”和林彪的“顶峰论”而入狱，当时还在狱中，他安慰我们：“我想不会太久了，案子总得一件一件办，只是时间问题。”小姑姑把我想调动工作的事说了以后，姜伯伯问我：“你喜欢什么？”我说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并把带在身边的几十首诗稿递给他。他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很感兴趣地说：“现在你这个年龄的人懂诗词格律还写旧体诗的真不多。我不太懂格律，过两天我把你的诗给专家看看……”此后他没再提介绍工作的事，直到送我们出来才说：“我现在正在准备做一件事，也许以后会找你参加。”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准备做一件事”就是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百科全书。那是他在秦城监狱就开始筹划的宏伟计划。

1978年2月，我先后收到赵朴初、张报两位大诗人的来信。朴老的信是这样的“杨小凯同志：你的诗已读过了。看来，你在这方面是下了工夫的。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定有成就。可多读一些古典诗词，同时留心现代民歌，于中汲取养料。古人云：‘转益多师是汝师’。赵朴初／1978.2.19。”1978年10月，姜伯伯和萧军、张报、楼适夷等文坛宿耆拟建诗社，特约我共襄创举。1980年6月我被正式调入组建不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刚到出版社不久，由于《体育》卷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姜伯伯的授意下，我被补充进《体育》编辑组，正式任命为编辑。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和争论，认为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农场和工厂干了十几年，怎么刚来就能当编辑？那时我的思想负担很大，工作起来畏首畏尾。姜伯伯通过阎明复同志（当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找我谈话，鼓励我努力学习接受锻炼，工作要认真仔细同时也要敢于承担责任。1982年《体育》卷顺利出版了，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版权页上，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成就感。1984年，我参与编辑的《纺织》卷也出版了。就在这一年，我被同时任命为《舞蹈》卷和《电影》卷的责任编辑，这在大百科出版社的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后《舞蹈》与《音乐》合成一卷，于1989年出版；《电影》于1991年出版。遗憾的是，姜伯伯没有看到我作为责任编辑完成的这两部书，我只有捧着它们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50年以后，姜伯伯与家父少相往来，对我也是陌生的，作为一个文化界的高层领导干部能够这样实实在在地关心、爱护、提携我这样一个无名晚辈，是我感激在心、没齿难忘的。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生活、事业的新起点。我在出版社工作了25年，今已退休，如果说，我在工作上还作出了一些成绩的话，在相当程度上乃对姜伯伯的感激之情使然。在做人、工作上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能辜负辱没了姜伯伯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姜伯伯对革命的历史贡献，在翻译事业上的成就，对中国百科全书事业开创性的功绩，非我辈人所敢言。我仅从一己之感受，略表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斯人已去，英灵永存，《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是姜伯伯的碑铭，他的风范品格，他的人本精神将通过我们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006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