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舆

我们的老校长姜椿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个年头了，今年是姜校长诞辰一百周年。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一幕幕难忘的往事在我心头涌起。

我是华东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第一期学员。当时的首任校长就是姜椿芳同志，他受华东局和陈毅市长的委派，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创办了这所新型的革命学校。正是在这所新型的革命学校里，我们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同时，初步掌握了为人民服务的技能。我们学习俄文的第一本教科书，就是姜校长以贺青为笔名编写出版的俄文读本。

1952年初，我和其他九位同志初次踏上的工作岗位，就是由姜校长任主任的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从此，我们在姜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为了使我们逐步适应工作需要，为以后工作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他为我们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首先，组织我们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以中俄文对照阅读，从中了解联共党史、时代背景和政治事件，学习理论和翻译技巧，定期讨论学习心得，讨论时姜校长亲自为我们讲解和质疑。他明确告诉我们，这个阶段的学习是为翻译《斯大林全集》作准备打基础。学习阶段结束，姜校长决定让大家试译《斯大林全集》的文章，要求译前必须通读和精读原著，对文章中不明白或不理解的问题（包括理论、时代背景、原文词义和名词等等），都要查阅资料解疑，必要时向苏联专家质疑，然后才能动笔翻译。初译后，相互校对，再送老同志校阅、定稿。然后开小组会评议。原译稿退回后，自己修正，并就译文质量、文字表达、文风等等进行自我总结，大家在不断总结中逐步提高。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工作程序，开始经典著作翻译的。我们在工作中也逐渐意识到，姜校长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统一大家的翻译思想，树立工作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培养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逐步提高翻译水平和熟练翻译技巧，从而保证译文的质量。后来，我们一些同学所以能够担当起经典著作的翻译、校订、定稿等工作，是与当初姜校长对我们的精心培养及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1953年初，党中央决定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和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姜校长被任命为副局长。我们原斯大林全集翻译室的全体同志都归入新的建制，仍在由姜校长兼任室主任的第一翻译室工作。

无论在中宣部，还是在编译局，我们在工作中看到的姜校长，是一位忙而有序、不辞辛劳的好领导。他分管的事情多，出国任务重，社会工作忙。他既负责审订译稿，又组织同志们的学习。当时我们除了学习中直党委布置的《毛泽东选集》和《政治经济学》外，局里还聘请了德国和留英的专家，开设德语和英语班，各业务室的同志根据工作需要参加学习。与此同时，还聘请局外的专家和学者到局里进行专题讲座，以拓宽大家的视野和知识面。至于业务学习和局内苏联专家不定期的辅导报告，领导上也抓得很紧。此类工作，大部分是由姜校长负责组织落实的。

姜校长对同志对下级历来真诚相待，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共事的学生，既是领导，又似父兄，对我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都十分关注，时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对我们的缺点错误向不姑息，但批评时总是耐心说服，正面教育，使人慢慢体会和感悟，心悦诚服地自觉改正。所以大家都愿意接近他，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时都向他求教，有什么思想总愿向他倾诉，聆听他的教诲和意见，师生亲密无间，我们都把他当做自己的父兄看待。

我在1958年被错划右派，继而1959年初下放去山东。离京前，我极想见姜校长一面，但当时又不便去他家辞行，怕对他产生不良影响。说来事巧，有天我与姜校长不期而遇。我告诉他，我不日将离京去鲁。他表示已经知道了，对我说：“你下去锻炼很有必要，但不要有压力，抓紧思想改造，注意身体，过段时间再回来工作……”语毕，与我握手示别。短短数语，情真意切，有嘱托，有关切，有期待。我感到温暖，深受教育。

我到山东后的头几年，陆续和他通过几封信，他从不厌弃，有时抽空复我，且语多勉励。他深情的期勉成了我当时生活和工作的精神支柱。

1970年左右，传闻姜校长被怀疑为“苏修特务”而关进了监狱。我不相信一个早年舍生忘死投奔革命、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主义战士会是“苏修特务”！但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人妖不分也是司空见惯的。我只能默默祈祷，愿他老人家平安度过劫难。直到1975年的下半年，传来姜校长熬过了七年多的牢狱之灾、平安回家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动笔写信问候。这样，我们中断了十多年的联系才得以恢复。

1976年夏，他来信提到要去沪访友，说他对泰山慕名已久，想趁去沪之便顺道来泰一游，借以散心。我立即去信表示欢迎。是年9月初，他偕师母和两个师妹光临泰安。师生劫后重逢，既高兴又百感交集。在泰逗留期间，姜校长对我谈到了有关百科全书的一些设想，提到了对于翻译俄语诗文的见解。他告诉我，早在建国之初他就向有关方面提出编纂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在1958年前后又提出过这件事情，但均未得到答复。这次坐牢期间，他对大百科全书的编纂、框架、内容、组稿、出版、人员配置等等做了全面和详细的考虑和策划，准备去沪回京后就向有关方面再次提出方案并着手此项工作。他不无感慨地说到，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竟无一部大百科全书面世，何以向国人交代，何以面对世界？这时我才知道，他对大百科全书的构想由来已久，他是站在普及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国家的文化事业的高度来设计、策划、运筹这项浩大工程的。一个经受了不应经受的磨难和委屈的老同志，心中装的仍然是国家和民族大业，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品格啊！

我与姜校长再次相见，已是编译局为我落实政策、我回京后的1979年年底了。此后的六、七年中，师生交往较多，他对我的工作、生活诸多方面仍然关心备至，时常给予鼓励，希望我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我遵从师训，勉力而为，不敢懈怠。每隔一段时间，我去他家探望问候，他也偶尔由师母陪同来我处小坐。每年春节，几位曾在中宣部工作过的同学，相约去姜校长家贺节。那时，师生欢聚一堂，大家回忆共事时的往事，交流各自情况，姜校长对我们多有勖勉，这种相聚直到1986年。如今，这一年一度的相聚，只能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中了。

1980年到1987年那段时间，姜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的全部身心都扑在百科事业上，日夜操劳。白天忙于日常工作，晚间挑灯夜战。后来，他青光眼日重，视力锐退，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写字看稿，直到身染重疴，他依然念念不忘百科全书，还勉强支撑病体，为之笔耕不已。此情此景，令我敬佩，也令我心痛，只能为他的健康深深祝福，愿他那个早在壮年构思而在晚年才得以逐步实现的理想——完成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天不从人愿，苍天无情，在1987年那个阴沉寒冷的冬日，病魔夺走了这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的生命。他带着对百科事业的牵挂，带着对某些事情的遗憾驾鹤西去了。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师长而悲痛无限。但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对同志对学生的关切和培养，他的高风亮节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我们永远怀念他。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