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修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瞬2007年即将逝去，让人深感岁月如梭，过往难留。其实，往事并不如烟，尤其是那些对你有着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更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这不，驾鹤西游已近20载的我们的老校长姜椿芳先生，近两三个月来就总常常走进我的脑海。
姜椿芳这个名字，我最早知道，是在1949年秋天上海一则以他为校长的名义发布的招生广告上，自那以后，直到1987年12月先生溘然长逝，三十多年的岁月里，这位校长和老师的言传身教，一直哺育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成长。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再过不到两年即将步入八旬行列的老人，如果说，我在以往走过的这几十年平凡而又充满挑战乐趣的短暂一生中，还给国家和社会多少留下了某些有用的东西的话，那我恩师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真的是功莫大焉。
一、 领我走上学好俄文、服务人民和社会的革命道路
我同老校长的结识，是从他创办上海俄文学校开始。上面提到的招生广告是刊载在1949年11月2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1949年春上海解放，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诞生伊始，举国百废待兴，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当时的亲密友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决定给我国提供一百五十多个工农业援助项目，并指派各行业的专家、员工直接来华参与建设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精通俄语的翻译人力资源便成了保证中俄双方密切合作创业的必备条件。有鉴于此，1949年11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多年来一直从事俄语新闻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时任上海时代出版社社长的姜椿芳同志便成了这所新型语言学校校长的不二人选。
我有幸在1949年年底前经考试合格被上海俄文学校录取，成为该校第一期的一名学员，从而获得了直接聆听校长姜椿芳先生殷切教诲的极好机会。首先，他领我走上了学好俄语、服务人民的革命道路。
（一）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为我指点了人生道路
上海俄文学校是在1950年2月的一天开学的。在上午的开学典礼上，姜椿芳校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这既是一次十分生动的思想政治动员，又是一次关于如何学好一种外语既宏观又具体的指导。尽管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是由于讲话的思想内容被讲话人整理得重点突出，条理分明，加上语言简洁、凝练，所以它的主要轮廓迄今仍在我的脑海里留有明显印记。
首先，校长在“讲话”中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学校不是一般的普通学校，而是一所革命学校。之所以叫“革命”学校，是因为这所学校办学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为了使我们国家的人民今后能过更美好的生活，所以大家来到这所学校学习，是为了今后能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这就是说，你们的学习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为人民服务。
其次，校长在“讲话”中激发了大家学习俄语的兴趣和学好俄语的信心。他告诉同学们，俄语是一种词汇丰富、结构严谨、表现力强的语言，尽管语法变化多端，不太好学。但学好了它，你就掌握了一门报效祖国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然也打开了你了解苏联和结识众多苏俄文学巨匠的广阔视野。因此，只要有决心，又有恒心，经过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的老师的指点，个人的刻苦努力，最后总是可以熟练掌握的。
再次，校长在“讲话”中向大家保证，学校将为同学们提供思想改造和语言学习两方面的一切必要条件，以帮助大家尽快地在政治思想上和学业上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对姜校长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活泼生动的讲话，同学们报以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大家暗下决心要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校长的号召，认真改造思想，勤奋刻苦学习，争取早日成材，报效国家和社会。
姜校长开学典礼上的这番话，对我个人则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决定了我尔后的人生走向。我个人深信，人的一生就是要活得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对社会有用，学成就听从组织的分配，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将终生为人民服务的入学庄严承诺。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准备，1950年11月的一天，当学校提出，由于工作需要，要我提前毕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时，我除表态坚决服从分配外，二话没说，稍事收拾行装，告别家人、师长、同学和朋友，三天后就赶到远离上海的徐州华东装甲兵司令部报到，成为一名年轻的军事俄文翻译，从而把自己的一生全都献给了我们国家的军事科研事业。
（二）最早和最直接的领路人和最有说服力的榜样
贺青著《俄文读本》和姜校长驾驭俄语的非凡能力是我后来在俄汉、汉俄翻译业务上不断有所长进的最早、最直接的领路人和最有说服力的榜样。
一所含有专门培养任务的新学校，学生招来开学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用合适的教材。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解放之前，高等院校，在外语教学方面，一直以英语为主，俄语教材是很难找到的。不想，上海俄文学校，学生在报到注册之后，马上就可以领到一本由贺青编著的《俄文读本》。而我，作为一名过去从未接触过俄语的青年学子，后来正是通过对这本书按部就班的学习，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会话和翻译的初步能力，以满足当时工作上对我提出的种种要求。而后来大家得知，这一课本的真实作者就是我们的姜椿芳校长。
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编得很有特色，它遵循了以下几条原则：1、必需和够用，即在有限的培养目标内给学习者提供最基本、最必需的词汇和语法知识，而这些词汇和语法知识又能保证学习者在参加工作后的最初的翻译实践中基本够用；2、学以致用，每课除讲授一定的词汇和语法知识外，都配有大量结合现实情景的练习题，让学生们学了就马上用；3、照顾中国学生学习特点，书中注意了揭示中、俄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达特点。
我是上海俄文学校第一期第一个毕业（提前毕业）离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我于1950年1月入校，2月开学后，先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三个月后才转入到正常的语言学习。7月开始放暑假约一个月。暑假后复课时我被编入速成班，11月上旬我就结束了学校生活。这就是说，我在上海俄文学校正规学习俄语的时间前后都不到半年，学校就认为我已经合格可以负责任地把我派出参加工作。那我这样迅速“成才”靠的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贺青编著的《俄文读本》。”
当然，姜校长驾驭俄语的能力还不仅仅表现在编写教材上。记得就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次开学典礼上，他在把握俄语方面的素养就曾有过惊人的表露。在那次开学盛会上，在他首先讲完之后，学校的俄语顾问兼教师苏联侨民柯索夫斯基发表演说，面对一个礼堂大都不懂俄语的听众，没有翻译又如何进行沟通呢？而解决这个难题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次会议的主人姜校长自己。他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发言人身边，边听边译，话语准确流畅，生动得体、语调抑扬顿挫，尽显原讲话人风格，让在座的教职员和学员惊叹不已。而我则是由衷地感到敬佩，并且暗下决心，姜校长在研习和把握俄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造诣，永远是我今后人生道路上学习和攀登事业巅峰的奋斗目标，因为活生生的榜样，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上，我后来在俄汉、汉俄乃至英汉、汉英等翻译校对业务上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所长进，究其根源，最早为我引路的，正是我们的姜校长。
二、领我热爱百科事业
我于1950年冬离开学校后就到了部队，很长一段时间同姜校长失去了联系。尽管他1952年就已来到北京，我也于1959年被调来首都。但由于开始时部队人员同外界接触较少，后来又因为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当时即使想问候一声都没有可能。我能够有机会再接受姜校长的教诲和指点，是在1978年他出狱后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的过程当中。
中国狄德罗勇于揽天下事为己任的精神感染了我
首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七十四卷于1993年问世。在以后的这十多年来，许多人在谈起这部旷世巨著出版的起因时，总爱略带调谑地道出这么一句：秦城“孕育出”“大百科”。是的，历史正是这样平白无误地给后世留下了极其公正的纪录。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姜校长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蹲了近7年之久。在秦城单身牢房里，他身心受尽折磨，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心里却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最后，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国家文化落后，人民知识贫乏，愚昧迷信，从而使某些野心家的阴谋能够得逞，因而中国的迫切问题是要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回顾近代历史，法国1789年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以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其先导的，而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则是当时清除封建迷信、愚昧无知、宣扬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的最有效形式。这就是说，百科全书实际上就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和武器。法国《百科全书》在历史上有过这样大的影响，这首先是同它的倡导者、哲学家狄德罗毕生所做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位先贤曾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杰出科学家一起结成了“百科全书派”。姜校长从国外社会革命变迁的历史中获得启迪，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要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必须有自己的“百科全书”。可是，编纂一套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可不是一件小事，它是一项众多学科知识交会融合的巨大文化建设工程，而要启动这样一项工程当时所可能遭遇的困难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知识储备和学术准备来说，全书的许多学科，姜校长过去并不熟悉；从物质保证方面来说，开始时既没有地方，又没有经费；而从编纂人员的保障来说，则更是从零起步，边走边找，这里真用得上一句：地道的白手起家。可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姜校长。他通过数年不懈的奔波和努力，再加上自己十分辛勤的劳作，中国人自己的百科全书终于一卷接着一卷地与读者见面了。我曾经默默地翻来覆去地想，校长的成功之道主要靠的是什么？我认为这里有两条：一是揽天下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再就是勇于排除万难、乐于事无巨细从点滴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当然，这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真正体现人生崇高价值的博大情怀。想当年创业之初，老校长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联合国总部里陈列着各个国家的百科全书，惟独没有中国的；‘文革’期间圣马力诺送我国一套百科全书，我们回赠的只是一本《新华字典》，从各方面来看，我们太需要有自己的百科全书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才能够不畏艰险地挺身而出，挑起了带领大家构建“中国大百科全书”知识大厦的重任。
我，作为他的学生，深深地为他这种勇于揽天下事、敢于为众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所激励，所感染，并定下决心跟随老师把军队中我分内的百科事业干好。在那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我首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过条目，为《百科知识》杂志写过文章，为第15版《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简编中文版译编过条目；后来又参与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学科理论框架的制订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理论各类条目的选定，并撰写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的众多条目的释文以及部分阐释古代和近代西方军事理论名家思想的条目释文，同时也撰写了少量论述近代西方战争史的条目释文。此外，还策划和主编过一本题为《论战争与军事科学——国外二十二种百科全书军事条目选编》的书。至于参加百科全书送审条目的看稿和评议活动，一段时间以来，几乎占用了我的大部工作时间和不少休息假日。
坦诚地说，做“百科”尽管意义深远，惠及众生，为国增光，但工作本身却十分繁琐、劳神，平淡而乏味。这是许多人不愿意去做的原因。一篇不长的条目释文，撰写动笔前要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写出初稿到最后形成付梓，其间不知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评议和修改，撰稿人为此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较之写一篇有一定理论学术深度、可供报刊发表的论文，要多出好几倍。但所得报酬却不比刊载文章高，所以做“百科”确实需要有一种精神。回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与“百科”结缘以来，每当在这些问题上感到困惑，心里难以平衡时，总是姜校长那种勇于为国分忧、为民造福、丝毫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思想操守，给了我化解心头种种疑虑的无穷力量。直到四五年前，当《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准备出第二版并邀我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理论”学科副主编职务时，当时我已年届古稀，想到责任之重和工作量之大，究竟是否承担，我考虑再三，可有老校长的榜样在先，我不敢有辱师门，最后还是给了肯定的答复。去年下半年我们这个学科的分册已经正式出版，这当中渗透着姜校长巨大人格魅力的教化力量。
姜校长在我们国家百科事业上所付出的辛劳、所做出的贡献和所产生的影响，是国内外业界普遍公认的。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
三、领我为凝聚军队翻译队伍的力量服务好国防而努力奋斗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期，当自己还身陷囹圄之际，姜校长就一直在想，一旦有幸出狱，除创建百科事业外，首先要倾心关注的是全国翻译力量的组织和这方面新人的培养。因为他认为，要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就必须把世界各国有利于我们建设和发展的知识、创见和好思想尽可能多地引进来，也把我们的中华文明和建设成就介绍出去，进行各种交流。而要开展所有这些活动又全都离不开翻译。从1980年开始，他为从组织上凝聚全国翻译力量、创建翻译工作者协会，拖着病体，忙里抽空，各方奔走，找业界同志商谈，向有关方面游说。后来，经过一番艰辛努力的结果是：工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6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终于在北京成立，他被推选为协会会长。接着，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省市译协。除此之外，随着译协紧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急需整合翻译界自身各行业的松散力量时，成立译协领导下各专业委员会的事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里，我想说一说姜校长为促进“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的建立所给予的高度关切和支持以及他对我在承办和推进筹组“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一事中所给予的具体指点和帮助。
1982年夏天，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时，早在延安时期就已为军内外翻译界熟知的著名军事翻译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前副部长曹汀同志被推举为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他当时年事已高，为提掖后生延续军队译界同仁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共事的薪火，推荐我也进入了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参与协会领导层工作的头一两年，我只是起到一个协会与军队翻译界之间的桥梁沟通的作用，后来，在姜会长的一再鼓励、指导和帮助下，我才会同军队翻译界各相关部门的热心同仁，共同商讨，提出申请成立“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说明文书，上报拟定中的挂靠单位军事科学院，直到中央军委，经过好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7年的春天里如愿以偿，“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经过中央军委批准正式诞生。下面我想谈谈我的老校长在这当中所起的无人能代替的重大作用。
帮助我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牢固树立“总能办成”的信心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是1983年年中召开的。新成立的理事会在规划任期内的工作时，除大力推动各省市翻译协会的建立外，最主要的就是筹组成立各个专业翻译委员会，以便尽快按专业特长分门别类地开展活动。根据长期来各方面翻译人员开展自身活动自然形成的组合基础，当时译协常务理事会认定，最有条件和资格成为第一批专业委员会选定对象的，有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民族语言等几个口，再往后就是军事科学了。军队这个口的翻译队伍之所以这样受到协会领导的看重，我感到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军队有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长期以来，对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政治和业务素质都是比较好的，值得信赖；2、军队主管部门一贯重视对翻译人员工作的管理和检查、业务能力的培育和提高，上个世纪50年代还专门召开过全军的翻译工作会议，在军内外都很有影响；3、军队是有严格的管理指挥系统的，成立专业委员会在人事的调配上比较容易办。正是基于以上的合理认识，译协领导对“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的早日建成是满怀希望的。于是我受译协领导的委托，开始着手筹建工作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军事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却一口加以回绝，甚至连军科院的人参加像中国译协这样在国内外都很有声望的民间学术团体都持反对意见，从而真的使我一筹莫展，在姜会长那里不好交待。由于真正的原因又不便说，只能用些不相干的话语搪塞，可是老校长早已猜透了实情，他耐心地对我说：“慢慢地做工作吧，情况是发展变化的，时候到了，事情总能办成。”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约在1985年，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姜会长所料，随着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的变换，成立“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的提议获得了新任院首长的支持。后来经过同有关各方反复协商，提出了一份委员会组成单位和人员的名单，连同说明事由的报告上送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那里，杨批示请总政余秋里主任酌办。余主任认为军队有自己特殊性，那时条件尚不成熟，所以提出“缓办”。这使我的一腔热望再次遭到了沉重打击，真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是好，这里当然也还是老校长给我教诲，他说“缓办”，不是“不办”，这就是希望之所在，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工夫深，事情总能办成。大概又过了半年时间，我遵循会长对我的嘱咐，又一次代院里向军委起草成立“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里反复强调了推进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该委员会成立后对军队整个翻译力量的进一步整合和挖潜所能起到的重大推动作用。不想，这一次的报告却真的奏效了。
1987年4月4日，“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终于宣布在军事科学院成立。姜椿芳会长陪同军队翻译界的前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共同出席会议表示祝贺，并鼓励军队的翻译同行更好地组织起来，整合力量，服务国防，报效国家。“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的建立，对于姜会长来说，真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他的喜悦满意心情，从他当时的言语和情绪上就能看得十分清楚。当然，这件事情的办成，对我来说，则更是一种极大的宽慰和满足，因为，我通过这件事情，既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尽了我添砖加瓦的本分，又从老校长那里学得了做好大事的涵养和熟巧。
当然，在老校长的身上我能够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例如，他的刚毅、坚韧、谦逊、大度、和蔼、包容、博学、多才，再加上他出众的文笔与亲和潇洒的谈吐，真的是不胜枚举，本文所说的仅是他完美人格和助人诲人众多生动画面的一个缩影，借此以聊表我对他深深的缅怀之情。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