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

1952年2月间，我在上海中苏友协通过舒同同志的介绍，认识了姜椿芳同志。那时他将近40岁，身材魁梧、精力充沛，并了解到他有丰富的社会经历。1953年中央为了集中力量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决定把中央俄文编译局（它成立于1949年初）作为基础成立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简称编译局），将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1952年姜椿芳同志由上海调任该室主任）合并在一起。因此我与姜椿芳同志第二次相遇，并开始在一起工作。那时我是局长，他是副局长，同时还调来张仲实和陈昌浩同志担任副局长，共同协助我工作。

党中央非常重视编译局的工作。编译局除翻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外，还负责一些理论研究工作，编译局虽然已经改变了业务性质、任务和职能，但仍承担为中央领导同志做口译的重任。在那个时期，这项工作必须由编译局领导亲自担任。就是说，编译局的几位局长不仅要担负马列经典著作翻译的领导工作，而且经常要为中央领导同志做翻译，有时要陪同他们出国，作出国访问的翻译，出国的时间往往又较长。在这种情况下，为妥善安排工作，局领导作了分工，指定我和姜椿芳同志负责局外和出国活动方面的任务。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宣部曾召开过多次大型的外国专家座谈会，大多由姜椿芳同志担任翻译。安排专家外出活动、参观、郊游等也大多由姜椿芳同志负责和主持。又如中苏友好月和欢送罗申大使时，姜椿芳同志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当翻译，为吉洪诺夫的报告当翻译。1952年12月以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姜椿芳跟着宋庆龄同志为她作翻译。后来又接着出国五次，参加国际性会议。用俄文作学术报告等。由于姜椿芳同志的知识面广，过去从事过几年新闻、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翻译工作，对这些领域的词汇比较熟悉。解放前为了工作需要他曾在英亚社、上海影片公司和时代出版社工作，平时都接触到苏联人，有较多的通话机会，解放初期在上海接待了苏联第一个科学文化艺术代表团，给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人当翻译，因此姜椿芳同志在俄文口译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在上述这些活动中都能胜任，据了解他博得各方面的赞誉和好评。

姜椿芳同志善于交际，善于处人处事，群众关系较好。我也常有陪中央首长出国访问的任务，有时一出去几个月甚至半年，因此编译局的日常领导工作都交给姜椿芳同志办：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议，我派他去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由他具体负责抓，培养干部、职工晋升等工作也由他管，总之一切杂事都由他负责。除此之外，他还管一些校审的工作。交给他任何工作，他总是不声不响认真地完成，从不挑拣。交给他工作我很放心和满意。在几个局长中，姜椿芳同志的工作担子最重，当时同志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称他为“骆驼”。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50年代全局职工的翻译业务能力既不够整齐，又不够熟练，经验既不多而工作条件又差，那个时期只能说在摸索中前进。而社会各方面又不断要求加快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加速经典著作问世，以飨读者。但当时政治运动不断，做检查、作批判、检讨、自我批评等等活动很多。而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要保质保量加速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必须提高编译职工的翻译水平。而翻译水平包括外文、中文、马列理论等几方面的水平。通过工作实践来提高大家的翻译业务水平是一个方面，但还需要请各方面有经验的专家来授课，姜椿芳同志交际广，认识的人多，他想方设法请专家来为大家讲课，他十分关心编译局干部队伍的成长。

马列主义大部头著作的翻译决非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单独地、孤立地完成的，姜椿芳同志不为名利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马列著作的集体编译事业中。他在工作中善于钻研、有创造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称赞表扬，更值得大家向他学习！

原载《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