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樱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复杂的时期，光明和黑暗，文明和野蛮，知识和愚昧，都进行着生死搏斗。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这种搏斗尤其残酷。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肩负的责任自然更加沉重。
“孤岛”抗争，出版《时代》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出现了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主义，亚洲则出现了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而军国主义其实也就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法西斯暴政和反法西斯斗争就成了人类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认识姜椿芳同志，当时我十六岁，他二十七岁。我随家避难上海，抗日救亡的热情在我身上燃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同时萌发学习俄文念头。我一面在中学念书，一面每星期日去俄侨老师家学俄文。一年后，我通过新文字研究会认识了老姜。我们在宁波路一个地下党同志家见面。老姜问我学俄文有什么困难，我说困难很多：没有一本俄文字典，没有一本俄文文法书，而教师又不懂中文，不能用汉语解释，唯一的教科书只有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津梁》。老姜说他愿意帮助我，并且约定两三个星期见面一次，他可以帮我解答疑难问题。这样继续了一个时期。他的耐心解释不仅使我明白课文，更重要的是使我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当时地下党和塔斯社秘密商量，在沪创办一份中文刊物，同年8月20日《时代》周刊中文版出版，主要报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情况，内容包括塔斯社电讯和苏联报刊文章。老姜要我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我也就从那时起开始从事翻译。1942年时代社又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我也替它译了些东西，第二期就翻译了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
也就从那时起，我跟椿芳同志经常接触，较多地了解他的经历，熟悉他的为人，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椿芳同志江苏常州人，1928年赴哈尔滨，在那里开始学俄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同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后调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主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东北青年报》）。1932年底，他又调到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工作，为省委起草宣言，编辑《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他在哈尔滨做了大量抗日救国工作，结识了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杨靖宇将军一度曾藏身在他家里，开展秘密活动。1936年椿芳同志因参与创办《大北新报画刊》受到日本领事馆怀疑而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于同年转移到上海。他在哈尔滨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前后八年，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
椿芳同志来沪后，同夏衍同志一起开展进步文化工作，团结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推动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发行和宣传苏联电影。1941年创办《时代》周刊时上海已成“孤岛”，日军已占领上海，仅凭苏联与日本还有外交关系这一点，《时代》周刊得以出版。《时代》出版后不仅使上海人民了解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而且它对解放区和大后方也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增强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椿芳同志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以《时代》为主。当日本军方千方百计要扼杀《时代》，封锁反法西斯战争的消息，椿芳同志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迫害。日本军方动辄对时代出版物提出无理要求，删节文稿，还常找《时代》负责人训话。《时代》借用苏商名义出版书刊，发行人也用苏商匝开莫的名字，其实真正策划和主编都是椿芳同志。日方找人谈话，就由匝开莫和姜椿芳两人一起参加。谈话时，先由匝开莫发言，然后由姜椿芳“翻译”。匝开莫装作发表自己的意见，姜椿芳装作替他“翻译”，其实真正的意思都是老姜定的。日本人也知道姜椿芳的作用。因此，除了这种“面对面”的谈话外，又派一个叫中谷的日本情报员直接去老姜家，装作要同老姜交朋友，其实是要刺探情况。老姜考虑到当时的条件，不能采取硬顶或逃避的方法，只能表面敷衍他，装作若无其事，实际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对方获得任何情况。从这件事上充分表现出老姜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仍能无所畏惧，镇定自若，反映了他的大智大勇。
1945年5月德国希特勒政权灭亡，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由重庆东迁，上海进入一个新时期。日本投降后，时代社也立即扩大范围，除原有的《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外，又立即出版《时代日报》。《时代日报》也是以椿芳同志为首的原班人马创办，而又增加了新的力量，与此同时又出版苏联文艺作品单行本。因此，《时代》除了报道反法西斯斗争战讯外，又大量介绍进步文艺，这对广大读者起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内战，上海的形势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椿芳同志在这一时期面临新的斗争。同国民党斗争并不比对付日本人轻松，椿芳同志又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聪明才智，勇敢领导大家一起战斗。他通过《时代日报》及时报道解放战争胜利消息，声援民主运动，迎接新中国的降临。
创办“俄专”，定稿马恩列斯全集
1949年上海解放后，椿芳同志除继续领导时代社工作外，又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剧艺室主任、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同年他又受陈毅市长委派创办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校长和党委书记。他倾注大量的心血，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急需的俄语人才。
1952年椿芳同志调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主任。1953年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与中央编译局合并，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椿芳同志任副局长，负责《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这几个全集的最后定稿都是由椿芳同志担任的。椿芳同志是中国马列主义理论的权威，这是公认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他在负责出版这三大全集上不仅自己呕心沥血，日夜操劳，而且通过实践培养出一支力量雄厚的翻译队伍，同时带动一批理论研究人员。
狱中构思中国大百科
然而像椿芳同志这样一位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也逃不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浩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蹲了近七年之久。在秦城单身牢房里，椿芳同志尽管身心受尽折磨，双目近乎失明，但他的精神始终坚强不屈。他默默地忍受着苦难，心里却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容易受不健康思想影响，不能抵制这样一场浩劫。因此，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增加知识，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历史发展趋向。他认为编辑、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当务之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一部大百科全书。他在狱中独自一人在心中默默构思着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计划。
1975年出狱后，他一面休养极度虚弱的身体，一面进一步研究编制大百科全书的有关问题。他的整个身心已投入未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中了。
1976年夏，椿芳同志来信想到上海休养一个时期，同时会会老朋友，问我有没有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实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安身。我考虑了一下，就回信给他，说可以到我家来“挤一下”。他接到信后很高兴，决定从青岛儿子家乘船来沪，而到沪的时间是9月9日下午五时。当时我还处在“半靠边”状态，工宣队当天一早宣布今天有重大新闻发布，任何人不准离开出版社。我听了很紧张，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椿芳同志不知道我那时的住址，从虹口轮船码头到我住的乌鲁木齐路有一大段路，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唯一的办法是搭乘公共汽车，可他们没有人领路是根本找不到我的居处的。我想唯一的办法是不让任何人发觉，悄悄离开出版社。我搭乘公共汽车，半路上就听到喇叭广播一条特大新闻：毛主席去世。到了虹口码头，我在出口处等候，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五点钟，轮船准时靠码头。我在下船的旅客中好容易望见椿芳同志在家人搀扶下，从舷梯上下来。等他们走到出口处，我看清老姜那张熟识又陌生的脸。十年不见，他的脸竟变得那么苍老消瘦，我不禁一阵心酸。见面后，我就领他们到公共汽车站。老姜一句话没说，只默默地点点头。走了一阵，他才低声说了一句：“看样子要天下大乱了！”
就这样，老姜和夫人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在我家住下来。他们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就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喜讯。老姜住在我家，很少谈到他自己在狱中所受的种种酷刑，却反复说到编大百科全书的愿望和设想。他只说到孤身一人在牢房里，唯恐丧失话语能力，就用种种方法来使口腔活动。他数数字，从一数到万，又数外文字母，又数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就凭这种坚毅的精神，出狱后他不仅没有丧失话语能力，而且思维能力也丝毫不比原来差。
他在上海遇到朋友，主要也是谈大百科的事。我觉得他的整个身心，已从秦城单身牢房转到编纂大百科全书的宏伟事业中了。当然，整个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摆脱出来，使环境发生了大变化，是先决条件。椿芳同志的心情，可以从他当时所写的诗篇中看得很清楚：“春回大地野草苏，青山处处不荒芜，霜严雪压戕翠锦，雨丝风片润黄枯。”
春回大地，全力以赴编纂大百科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老姜的精力主要用在大百科上。他向中央打报告，提出宏伟的计划，得到批准后，他又及时汇集知识界各方精英，研讨编辑计划，拟订各卷主编、编委会成员名单，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
老姜和家人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就急着回北京，进一步着手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我仍在上海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同他直接接触的机会就少了。但是，除了大百科之外，老姜还有一项工作要做，那就是组织全国的翻译工作者，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1982年全国译协在北京成立，他当选为会长。接着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省市译协。老姜要我在上海筹建译协，这样，上海翻译家协会也于1986年3月成立。
创办大百科全书和培养翻译人才是老姜在狱中和出狱后，主要考虑的两件事，尤其是编著和出版大百科全书。他对百科事业的热情可说是不亚于任何虔诚的宗教徒，他的全部生活可以说都投入百科。
老姜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直接向中央写报告，不久就得到中央同意，并于1983年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发聘书，任命姜椿芳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这份聘书说明中央对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重视，也表示对姜椿芳同志胜任这一伟大文化工程能力的肯定。
在得到中央的肯定后，老姜和他的“百科迷”们就正式启动这一工程。但一切都得白手起家。没有房子，他们借出版局收发室做联络点，没有资金，他们向出版局借了四十元人民币，作为临时花销之用。
在规划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方针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要等各学科稿件都收齐定稿后，按字母排序同时发排出书；一种是分卷出版，编好一个学科就出版一个学科。姜椿芳同志坚持后一种意见，认为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按学科分卷出版，不但能提高效率争取中国大百科全书早日出书，而且买不起整套全书的人，也可以单独去买所需要的学科卷，解决他的急需。最后，后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支持，百科就按照各学科定稿时间，分卷出版。
最先出版的《天文学》卷于1980年底问世，接下来是1982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卷。每一学科卷的策划，确定主编、副主编、编委会人选，编写过程中的各种会议，老姜都亲自参加。而各卷所有的重要稿件，老姜都是晚上用他那双严重的青光眼在台灯下，手拿放大镜，逐字逐句审阅的。
姜椿芳对待百科全书的那种献身精神，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季羡林回忆说：“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姜老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唯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朱光潜先生曾对我讲过：“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他那种执着坚韧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一颗为大百科拼搏的赤诚的心。我们在背后说，姜老是‘百科迷’，后来我们也迷了起来。大百科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了。”
中国百科全书之父，中国的狄德罗
1987年10月，他得了癌症，但他还是以超人的意志对抗这种不治之症，竭力不让人察觉他的病情。1987年7月我从莫斯科参加国际翻译会议后回国，途经北京，就又住在椿芳同志家里。我只看到老姜精神更加萎顿，人更加沉默，但我一点不知道大百科发生了这么意想不到的事，他对我也只字未提，只向我了解莫斯科开会的情况。几天后我就离京返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同他的永诀！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同志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社会和人民。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人事变动，使他顶着顾问的名义，其实既不能顾又不能问，原定的出书方针被打乱了，为了压缩卷数，想把毫无关系的两卷并成一卷，如戏剧和电影就是一个例子。这事陈荒煤同志在老姜去世后的文章里明白地指了出来。他说：“我当时作为大百科全书的电影卷编委会的一个委员，对总编委会作出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决定很不满意，这个决定要把原定的戏剧卷和电影卷合并一卷出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风马牛不相及，并成一卷，无论对专业人员或普通读者都不利，篇幅浩繁，不实用，实际造成纸张浪费，也是对专业学科的不尊重。我心脏不好，激动了一阵，觉得胸口发闷，讲不下去。我发现椿芳脸色变得苍白，抓着我的手也激动起来，直瞪着眼睛望着我，似乎要讲点什么，却又摇摇手，长叹一声，什么也没讲。”……
姜椿芳无愧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他是中国的狄德罗，他的这个地位是历史赋予的，也经得起任何历史风浪的考验。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