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和
姜椿芳，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创始人（以下简称上外），更作为一代文化名人、革命斗士，是我们上外人的骄傲。在6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重温老校长光辉的一生，可以激励我们不断为上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常州人“闯关东”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县，父亲姜岳安是个小店员，母亲张长生，无业。一家三口凭姜岳安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1928年，姜椿芳的大伯从哈尔滨回到常州，说哈尔滨生计好，姜岳安可以找到工作，姜椿芳也可以在哈尔滨学俄文，然后考入由中苏共同经营的、待遇优厚的中东铁路工作。于是，姜家三口北上来到哈尔滨。
来到哈尔滨后，姜椿芳的父亲并没有找到工作，而是去了松花江下游富锦县一家工厂管理仓库。母亲和姜椿芳在哈尔滨道外北大道街一个大杂院内住了下来。姜椿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第三中学初一六班。为了能在中东铁路找到一份工作，在课余时间，母亲帮他请了一位白俄侨民格拉祖诺夫教俄语，而这位俄语教师不懂汉语，只能用生硬的英语来解释俄语。姜椿芳之前在常州的教会小学曾学过一些简单的英语，靠经常翻看英语辞典，来弄懂这些解释，以此来学习从未接触过的俄语，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学俄语一年多,姜椿芳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几次去中东铁路应聘,考了几次都没被录取,最后还是靠一位在中东铁路工作的常州老乡,把姜椿芳介绍进了铁路工务段,他的工作是每天负责抄写俄文帐单和日常事务记录,这个工作他干了仅仅4个月就失业了。
1930年初经几位朋友介绍，姜椿芳进了“哈尔滨光华通讯社”，担任俄文翻译和编辑。哈尔滨光华通讯社是专门发送哈尔滨本市新闻的，姜椿芳在通讯社的工作就是每天下午3点一拿到《俄文晚报》立刻浏览，找出适合中国读者的消息，并赶在傍晚七点截稿前，翻译出新闻稿。然后经过编辑审阅修改、刻蜡版、油印，至晚上九点分别送到各大报馆。当时的姜椿芳俄文水平并不高，要在4小时内译出新闻稿，只能靠翻阅字典，查资料来“硬译”。为保住这份工作，姜椿芳见缝插针地阅读俄文报刊、背诵俄文字典、听俄语广播，想方设法和苏侨会话、翻阅资料了解新闻背景……就这样干了近两年时间。高强度的翻译工作使姜椿芳的俄语水平明显提高了，为他将来成为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2年2月，日军攻入哈尔滨，光华通讯社停办，姜椿芳又一次失业了。
与杨靖宇同走抗日路
1929年抗日英雄杨靖宇被党从河南派往中共满州省委工作。1931年底和1932年初，中共满州省委从沈阳迁到哈尔滨，杨靖宇担任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和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就住在姜椿芳家。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来东北后化名“张贯一”，姜家亲切称呼他“老张”。“老张”傍晚回来不是帮姜父担水，就是帮姜母洗菜做饭、打扫卫生。“老张”还经常与姜椿芳谈国际形势和苏区情况，使姜椿芳开阔了眼界，学了许多地下工作的方法。其间，1931年姜椿芳加入了反帝大同盟，随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哈尔滨团市委和满州团委宣传部部长。1932年根据党的指示，20岁的姜椿芳主编《满州青年》（后改为《东北青年报》），哈尔滨团市委和省党委先后就设在姜椿芳家中,他父母充当放哨员、交通员。为了斗争需要，他们搬了13次家。这一年根据党的指示，姜椿芳到了由苏联人主办、英国人出面经营的英亚通讯社工作。英亚社实际上是苏联塔斯社的化身，他曾受党的委托，通过英亚社与第三国际进行过联系。那个时期，所有东北的各种消息，尤其是关于各地义勇军和抗日部队的消息，以及来自上海、天津等地工人斗争、农民运动、社会名流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都是由他通过英亚社这个渠道发出去的。
1932年底，姜椿芳又调到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工作，编辑《满江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负责省委文件、传单的起草，还管理一个秘书印刷所和秘密发行站。
在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杨靖宇指示下，姜椿芳组织一批共青团员和反帝大同盟会员，利用群众集会的机会，散发大量反日传单，鼓动民众抗日救国。
1933年5月，从武装抗日前线吉林磐石南满游击队回到哈尔滨来的杨靖宇，第二次住进姜家，参加在姜家召开的中共满州省委扩大会议。此次杨靖宇是以商人身份来的。这一次杨靖宇将军在姜家住了一个多月，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这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姜椿芳更加了解了这位忠诚的共产党人和他不平凡的斗争经历。在他面前，姜椿芳无话不谈，理想、眼前的处境、苏联的红色政权……在姜椿芳的眼里，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杨靖宇，和杨靖宇在一起,他变得日益坚强,杨靖宇给他的精神上的滋养真是太大了。杨靖宇就要走了，姜椿芳一家恋恋不舍。两位老人反复叮嘱“老张”一回到哈尔滨就到家里来住，当时地下工作经费紧缺，杨靖宇临走时把他的一件大衫和一条褥子送到当铺，换些路费。当票托姜母保管，当票一年到期时，姜家按时拿钱将衣服赎回，悉心保存。从1936年姜椿芳离哈赴沪，到1952年这16年中，姜父姜母每年夏天都要晾晒他们保存的长衫和褥子，只等杨靖宇来取。两位老人哪里知道，杨靖宇已于1940年壮烈牺牲。1952年，姜家把这两件杨靖宇的遗物交给了吉林通化的杨靖宇将军烈士纪念馆陈列（现存哈尔滨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
1936年4月，姜椿芳和共产党人金剑啸利用日本人办的报刊不受伪满当局检查的特殊条件,主编《大北新报画刊》，6月13日因发表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和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公演高尔基剧作《底层》的照片，引起了《大北新报》社长山本的注意。金剑啸在报社被捕。不巧，姜椿芳此时来编辑部找金剑啸，也被一起抓走。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机智地编撰口供，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姜椿芳被关押了35天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由于姜椿芳的工作已引起敌人的注意，出狱后三天，姜椿芳便携妻带女三人悄悄离开哈尔滨，秘密转移到上海。
姜椿芳不仅是一位地下革命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位作家。在我党的领导下，与金剑啸等人一起领导着哈尔滨的左翼文化运动。从1929年至1935年，姜椿芳在哈尔滨许多报纸副刊上发表过40余篇诗歌、散文、杂文及苏联文艺作品的译文，用过的笔名有：筠、蠢仿、绿波、常江、少农、江鸥、贺青等20多个
上海滩上的文化战士
1936年8月初，姜椿芳到上海进入专门经营苏联电影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主要工作是翻译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影片中的对白（字幕），因此有更多机会观看苏联、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片，其视野也随之扩大到艺术领域，并发起成立中苏电影工作者协会。
1936年10月10日下午，鲁迅先生带了全家抱病前往上海大戏院看电影。上海大戏院位于四川北路虬江路口，离鲁迅先生居住的山阴路很近。自从上海大戏院上映苏联影片后，鲁迅先生改变了他不常看电影的习惯，对所放映的苏联影片每部必看。这天放映的是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杜布洛夫斯基》，中文译名为《复仇艳遇》。开映前有人把姜椿芳介绍给鲁迅，姜椿芳向鲁迅介绍了配合电影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100周年纪念册》，是根据鲁迅先生主编的《译文》月刊中的有关资料整理辑成的，并告诉他这部影片的译名，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改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鲁迅先生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因为影片即将开映，姜椿芳送两张赠票给鲁迅,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就分手了。没想到，10月19日，鲁迅便与世长辞了，这部电影竟成为鲁迅先生生前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
1937年底，姜椿芳为夏衍主编的《译报》做俄文报纸的翻译工作。1938年，姜椿芳担任上海地下党戏剧支部书记，后又任文化总支部书记，负责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是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秘密领导者之一。在这个时期,地下党组织分配给姜椿芳的工作是搞戏剧运动,他和戏剧界知名人士如梅兰芳、周信芳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翻译了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果戈理的《赌棍》、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成为专门的戏剧翻译家。
1941年在上海沦陷区几乎所有进步报刊均被封杀，根据党的指示，29岁的姜椿芳在上海开始创办时代出版社，先是以苏联人的名义创办中文版《时代》周刊，姜椿芳任主编。《时代》是当时整个沦陷区唯一能够公开出版的反映我党观点的中文刊物，是我党宣传工作突破封锁的一大成就。《时代》周刊出版后不仅使上海人民了解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而且它对解放区和大后方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增加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同时，姜椿芳又集中了数十位从事俄文翻译的同志，翻译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苏联医学》等刊物。这批翻译人才虽然人数不多，但译出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俄罗斯古典文学、政治、经济等著作，锻炼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翻译人才，如陈冰夷、草婴、徐磊然、包文棣、叶水夫等，这批翻译力量成为建国后俄罗斯苏联文学翻译界的一支中坚力量。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姜椿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根据党的指示，立即扩大出版范围，除原有的《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外，又创办了《时代日报》，利用苏商的特殊身份，公开刊载新华社战讯、军事述评等，传播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声援国统区内的人民民主运动，迎接新中国的降临。《时代日报》的宣传，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嫉恨，1948年6月3日，凇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暂行停刊”。1949年4月18日，国民党特务机关，阴谋策划暗杀姜椿芳的行动方案，决议制造一起车祸加害于姜椿芳，我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获悉这一情报后，迅速将情报送出，党组织立刻通知姜椿芳马上离开上海，转移至香港。姜椿芳和一批转移到香港的同志，只在香港停留了十几天，就听从党中央指令返回北京。在北京饭店，周恩来接见他们时说：“你们这些老上海，要协助陈毅同志去接管上海”。1949年5月27日姜椿芳同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人随同接收上海的工作组又回到了上海。
筚路蓝缕 创办“上外”
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当时的亲密友邦苏联决定给我国提供150多个工农业援助项目，并派谴各行各业的专家、员工来华参与建设。国家急需一批俄语人才，以保证中苏双方的合作顺利进行。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多年从事俄语新闻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在文化界颇有知名度的时代出版社社长姜椿芳便成了这所学校的不二人选。
不久，市委就正式任命姜椿芳为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校长和党委书记。因为上海刚刚解放，群众对党的政策和任务有待进一步的认识，所以1949年11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以姜椿芳校长的个人名义发布了一则“上海俄文学校”招生广告，招生名额200名。当时的招生报名处就借在时代出版社，前来报名的学生大大超过招生限额。随后又借用山海关路育才中学为考场。经过考试，最后录取了389名学员。
面对一无校舍、二无教师和工作人员、三无教材的环境，姜椿芳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做好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又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开创事业在姜椿芳的革命生涯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他都能做到使党满意、使人民满意。他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多年来建立的人脉资源借到了办学的校舍，尽管学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显得破烂不堪，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但姜椿芳深信，一切都会如同他翻译的《列宁在十月》影片中的对白所预言的那样：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没有教师，姜椿芳聘请了当时在上海的具有较高学历的苏联侨民担任大部分的教学工作，同时又从外地聘请了国内俄语界前辈夏仲毅教授来校担任俄语教研室主任，负责俄语教学工作。
没有教材，就采用现成的国民政府中央大学俄文专修科曾使用过的俄语启蒙教科书、署名为贺青的《俄文读本》，许多同学就靠这个读本掌握了俄语基础，直到后来才知道，教材编著者贺青其实是姜椿芳的笔名。
没有办公室，干部的寝室就是办公室和会议室；椅子不够，就坐在窗沿上开会。校园环境差，姜椿芳就领着学生一起动手，平整校园，师生一起挥汗修路。大礼堂里没有座椅，开大会和听报告只能席地而坐……
姜椿芳从奉命创办上海俄文学校,到1950年1月学校迎来第一批学员,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奇迹。学校正式挂牌时的全称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1950年2月在上海宝山路原暨南大学的礼堂里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当时的人们都已脱了西装、夹克等“资产阶级衣衫”，穿上了蓝制服，但姜椿芳却仍然西装革履，登上台，和蔼的面孔上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既文质彬彬，又气宇轩昂。38岁的姜校长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精彩的讲话。随后，学校俄语顾问、苏联侨民柯索夫斯基发表即兴演说，姜校长亲自为学生们翻译。年轻的校长，从容不迫、很好地掌握着节奏，用词谴句流畅自然，在座的师生员工暗暗惊叹不已。
在创办上外的过程中，从办学的原则方针到具体办学的措施和方法，无不亲自筹划并加以落实。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姜椿芳还亲自担任翻译课教师，同时他又十分重视提高学生政治和文化素养。开学第一天，他请来陈毅市长给学生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以后又请了夏衍、冯定、柯蓝等专家做各种专题报告。他们的演讲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文化修养起了很大的作用。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姜椿芳创办学校速度之快，办学效率之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一期学员中，确实有些高材生，不到几个月就提前毕业出去工作。例如曾分配一些学员到上海防空司令部、北京华北防空司令部和中央俄文编译局去工作。当时位于南京的中央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曾专程到上海俄文学校参观，亲自听课，对学员的俄文水平感到十分满意。在征得姜校长同意后，把两个学习了半年的俄文班学生调到南京去充实军事学院。
上海俄文学校（上外前身）在姜椿芳的领导下，发展迅速。1950年增设了英文班，1951年又成立东语系。学校从云南、广西一带招来一批归国的华侨子弟，开设了印尼语、缅甸语、越南语班。
尽管是匆匆上马，因陋就简，学校依然为急需外语人才的建国初期培养了一大批翻译骨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领导党的翻译事业
195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姜椿芳到北京，任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1953年1月党中央为了集中翻译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决定把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姜椿芳任副局长。从此，他把全部精力用于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事业。他为中央编译局的创建和发展，为完成党中央决定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三大翻译工程，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亲自拟定工作规划、制定翻译条例、物色编译人才、总结翻译经验、统一翻译思想。他不仅积极参与三大全集翻译工程的组织领导，作为俄文翻译家，他亲自主持《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翻译和定稿工作。他还经常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点名做俄语口译工作。
他曾是党中央指定的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俄文翻译定稿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五人小组中虽有李立三、肖三、师哲等人，但他们有的在初期后不再出席，只有姜椿芳和卢竟如（曾任北京俄文《友好报》副总编）两人坚持艰苦、细致而责任重大的定稿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列宁全集》39卷、《斯大林全集》13卷全部译成中文版，《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翻译出版了10多卷。这些马列著作的面世，解决了当时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急需。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中央要求尽快把它译成外文，并为此建立翻译班子。这个翻译班子原先是临时机构，由当时的中联部负责人伍修权领导，不久后改属中央编译局，成为常设机构，由姜椿芳直接领导。他先后组建了俄、英、法三个翻译组。姜椿芳亲自主持《毛选》第4卷俄译文的审定工作。《毛选》是作为经典著作来翻译的，对译文的质量要求高，要译得既确切、妥贴，又有风采，使人读译文能得到如同读原文一样的感受，这就要求对俄文有深厚的功底，能灵活运用。而当时，我国的中译俄水平不高，真正精通俄文、有俄文写作能力者则是凤毛麟角。为了加强翻译力量，提高译文水平，姜椿芳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不管是长期工作，还是短期客串，只要是有能力的高级翻译人才，都先后被姜椿芳请来参加过定稿工作，或是集体讨论，或独立的看稿提意见。被邀请的专家就有国内首屈一指的俄文大师、我国第一部《俄汉大辞典》的编者刘泽荣，李立三同志的夫人李莎（俄罗斯血统），还有当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苏侨翻译等。与此同时，姜椿芳也十分注意社会各界翻译力量的作用，如《毛选》第4卷所有军事文章的译文都分期分批交军事科学院组织专门力量审校，并请他们派代表来反映意见和参加定稿。
为翻译《毛选》而临时组建的中译外翻译队伍如今已成为有英、法、俄、西、日五个语种的中央文献翻译部。这个部不仅承担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的翻译任务，还承担了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件的翻译工作。姜椿芳作为这支中译外队伍的组建者，他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各方面工作发展很快，对外活动日益频繁，翻译工作者迫切希望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提高我国的翻译水平，更好的为改革开放服务。1980年，姜椿芳觉得成立全国翻译协会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不顾工作繁忙，抱着病弱目疾的身体，与翻译界的同志多次商谈，多方奔走，呼吁建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于1982年6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姜椿芳一脸灿烂的笑容。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王震、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薄一波、杨静仁等出席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姜椿芳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副会长有季羡林、钱伟长等11人。
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姜椿芳认为翻译工作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跟上国家形势的发展，充分体现时代感。现在不仅要抓文学、社会科学的翻译工作，还应抓好科技翻译和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他十分重视这两个学科的翻译工作。在他的关怀下，中国译协先后于1984、1985、1987年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他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到会，但每次都为大会写贺词，或书面讲话。在1984年于成都召开的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繁荣科技翻译事业，更好地为四化服务》的长篇书面讲话。在讲话中他回顾了我国科技翻译的历史，强调了科技翻译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1987年8月下旬，身患绝症的他，由女儿搀扶着远赴内蒙古通辽，去参加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那语重心长的讲话，长久地留在与会者心中。
姜椿芳认为，要搞好译协工作，必须加强国际间的联系与合作，借鉴外国翻译界的经验。他亲自接待了日本科技协会、联邦德国翻译协会以及香港翻译学会、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等代表团，并接待了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的来访。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译协于1987年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在1987年8月，中国译协代表团前往荷兰参加国际译联11次代表大会前夕，身体极度虚弱的他亲自主持会议，制定了代表团出国的方针和任务。
中国译协成立以来在二任会长姜椿芳的领导下，组织了各种规模的国际、国内翻译学术交流活动和会议，将我国最优秀的翻译家、翻译工作者及教学科研人员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为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外交流，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中国现代百科事业奠基人
1968年9月16日，一位为党、为人民曾经出生入死、隐姓埋名、与狼共舞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位为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革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姜椿芳,被“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了秦城监狱。年过半百的他单囚一室,四壁索然。他“坐看微光入铁窗”，思绪驰骋。他想的不是个人安危，不是家人团聚，他苦苦思索的是，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大革命”？他的最终结论是“愚昧”，愚昧是大乱之源，愚昧产生盲目迷信，使民主法制形同虚设。他想起了两百年前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开创的百科全书，揭开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序幕，把人类从封建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难道中国就不能以百科全书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来开启愚昧落后之门吗？中国需要科学，中国需要启蒙。从此，他在狱中独自一人在心中默默地构思着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计划和方案，决心一旦恢复自由，就为编辑出版大百科全书而献身。
1975年，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关怀下，一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姜椿芳也于4月19日释放出狱。此时，姜椿芳已经63岁，7年的牢狱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满身疾病。回家后，编译局的领导来看望他，姜椿芳没有说别的，首先向他们讲的是在狱中的设想，他说：“编译局已经译出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是否可以用现有的编译力量，配备一些有专业知识的编辑，编辑一部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填补我们国家这个空白。”出狱当天不谈狱中被摧残的精神和身体的治疗，只谈百科全书，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度，这是对事业何等的执著追求！其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姜椿芳虽然出狱了，却仍受到监督，但是，他出于对国家、对人民无限的爱，冒着再次被捕入狱的危险，到处奔走，为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而鼓与呼。
不久,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姜椿芳的信心更足了。他先后拜访了胡愈之、于光远、王子野等人，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一致赞同，很多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派”。他找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出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领导商谈此事，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姜椿芳根据他多年思考探索百科全书的智慧，写就了一份洋洋近万字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1978年1月和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先后在其内部刊物上发表了这个《建议》，引起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强烈反响。当时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建议》之后，立即通知国家出版局，委托姜椿芳起草，由国家出版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1978年4月2日姜椿芳连夜起草这份报告。5月下旬报告上报中央最高领导层，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赞同，特别是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邓小平不仅同意出书，还批准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来负责此项工作。6月初，姜椿芳接到中央已批准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通知时，拿着电话筒，激动得热泪盈眶。1978年年底，姜椿芳被国务院总理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
此时的姜椿芳，想到自己多年的夙愿就要实现，他兴奋至极。一个66岁的老人，又开始了一次新的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
没有办公室，就借用国家出版局的收发室作为筹备组的联络点。没有经费，就向国家出版局借用了40元钱。没有人员，再向出版局借用四五个志愿者。没有固定的办公场地，就借用版本图书馆三间仓库做办公之用。
他亲自参加了从制定总体规划到确定分卷原则，从组织撰稿队伍到安排印刷出版的各项艰巨而繁琐的工作。
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姜椿芳从全国各地请到了一批专家、学者来大百科出版社工作。这里无名无利，没有坐享其成，无“桃”可摘，每个人都怀揣着一颗弘扬中华文化的赤诚之心。由于刚粉碎“四人帮”，一些人尚未彻底平反，有人郑重提出，为了学术的严肃性，为了保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怕再次坐牢、更不怕杀头。通过集思广义，大家廓清了思路，采纳了姜椿芳提出的“按大卷分类，成熟一个学科编一个学科，待二版时再将综合编撰的74卷压缩至30卷内”的务实做法。
姜椿芳认为，百科事业是全民的事业，要把全国的著名学者专家都发动起来，才能编出高质量的百科全书，为此他不顾步履艰难，坚持在假日和晚上，趁学者在家时登门拜访，多年如一日。通过大规模的求贤和“举逸民”，季羡林、钱伟长、侯外庐、钟敬文、张友渔、华罗庚、苏步青、茅盾、巴金等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都凝聚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之中。
1984年底至1985年春，为了正式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作为主持工作的总编委副主任，姜椿芳拖着病残之躯，亲自给100多位总编委成员送去聘书，他说这是对专家学者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北大教授朱德熙家住4楼，姜椿芳此时青光眼视力几近失明，却不要人搀扶自己抓住扶手，一层层摸上楼去。目送着缓缓下楼的姜椿芳，朱先生眼睛湿润了，他毅然决定担负起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全部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自1978年开始试编，直到1988年，先后有70个学科出书或组成编委会着手编写，参与工作的专家学者达两万多人，其中许多老专家都是姜椿芳以这种谦虚诚恳、坚忍不拔的态度一个一个动员出来的。冯至先生曾戏称他们参加大百科全书工作都是“自投罗网”，都被姜椿芳网了进去，虽然觉得编写中会有不少困难，但终于拗不过姜椿芳而下定决心非干不可。季羡林先生也说过：“椿芳同志那种执著坚韧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姜椿芳，就没有中国的大百科全书。
姜椿芳首先倡导的现代百科事业是时代的需要，代表着时代发展的足迹、代表着广大知识界的抱负和愿望。所以从筹编第一卷《天文学》起，不但很快得到全国各行业和学术界的支持，而且很快引起多方面的共鸣。《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纷纷兴起，在出版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科热”，姜椿芳被纷纷邀请担任指导和顾问，他理所当然地被人们认为是我国现代百科事业的奠基人。
怀 念
1981年深秋,我作为即将创刊的《中国俄语教学》杂志的编辑，随同张坚（后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教育参赞等）前往北京，主要任务是为定于次年出版发行的《中国俄语教学》创刊号组稿。到了北京之后，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单的西斜街36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并住宿在编译局内利用防空洞改建的地下室招待所。当天，编译局有关领导（校友）向姜局长报告：“母校来人了，并想拜会您”。几天以后，我们如约步行前往离编译局不远的南丰胡同7号──姜椿芳老校长的家，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叩开大门一进客厅，映入眼帘的是：宽敞的客厅，中央的地毯上摆着沙发和茶几，沙发后矗立着一个个塞满各类书籍的大书橱，两旁悬挂着赵朴初的书法条幅，使人立即感受到主人的儒雅气息和浓重深厚的文化氛围。站在客厅中央的老校长身材高大，温文尔雅，气质非凡，穿一身灰色中山装，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虽已年届七旬，但仍精神矍铄，和蔼的脸上挂着笑容，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并招呼她的女儿斟上热气腾腾的茶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校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蔼然可亲的学者型中共高级干部。
我们边喝着茶，边向老校长汇报了《中国俄语教学》创刊的筹备情况，听取了老校长对我国俄语教学的希望和建议。
老校长说：“我国在建国后的十余年内，培养的俄语人才，数量是很大的。以后，由于形势的改变，俄语教学规模逐渐缩小，到今天，每年只招收少数学生。俄语人才是否要培养，俄语教学是否还要研究，是否要专门办一个俄语教学的刊物从事更深入的研究呢？答案是完全肯定的”。接着老校长用坚定的语气说道：“俄语作为一种重要外语、苏联又是我国的近邻，接壤的边境之长,我们必须坚持把俄语教学工作做好,细水长流地、一代一代地培养出高质量的俄语人才。否则就是目光短浅，而且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俄语教学者的失职，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听了老校长的诤诤教诲,我们的精神为之振奋,随即邀请老校长为《中国俄语教学》创刊号撰文,老校长欣然接受。完成了我们此刻的主要任务后，老校长话峰一转谈论起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编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
他提到：1972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图书馆里陈列着各国的百科全书，而惟独没有我们中国的；“文革”期间一个40万人口的圣马力诺共和国代表团来华访问，送给我们一套他们编的百科全书，而我们当时只能回赠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他说道：“百科全书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我国至今没有编出这样的书，是很不适合的，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必须要尽早出版中国自己的百科全书。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的类书、丛书都是在国运昌隆时期出版的。现在正值我国历史的最好时期之一，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编撰出版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的大百科全书。廖廖数语，表达了他老人家对编纂出版大百科全书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
谈话间，老校长非常关心地询问了上外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在起身告别之际，老校长从书架上拿出一本《野草诗辑》赠予我，并介绍说：“这是我们一些爱好诗词的老同志创作并自己掏钱印刷出版的”。（姜老曾任中国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一定好好拜读”。此时的老校长已患有严重的青光眼疾，视力很差，行动缓慢，他慢慢地送我们到客厅门口，老校长突然又说：“你这位小同志姓孟，孟子的孟，庆字辈，叫庆和，我没有记错吧！”我非常惊奇地望着老人慈祥的脸庞，敬佩老人家对年轻人的关注和惊人的记忆力。
长期以来，姜椿芳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是中国地名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宋庆龄基金理事、全国术语标准化委员会顾问、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等等。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因积劳成疾患胰腺癌去世，享年75岁。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大损失。
1988年1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姜椿芳逝世的消息：“中国大百科全书刚刚屹立在世界百科之林，中国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却与世长辞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胡启立、宋平、宋任穷、阎明复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著名专家学者赵朴初、吴阶平、季羡林、贝时章、楚图南、张友渔、曹禺、艾中信、楼适夷等写了挽词、挽联、挽幛，缅怀他在大百科事业中的丰功伟绩。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参加了向姜椿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表达了人们对这位中国大百科全书首创者无限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
赵朴初先生亲笔为姜椿芳写的挽联则是对他一生最中肯的评价：“魔氛谷里，捷报遥闻，最难忘万暗孤灯时代传声手；文化园中，灵苗广种，不独是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
姜椿芳老校长离开我们已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他在中国文化知识界、在我们上外人的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原载于《档案春秋》2010年第三期
（作者孟庆和，原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社长，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会秘书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