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毓珠

在上海形成“孤岛”时期，姜椿芳是地下党领导上海文化工作的负责人，虽然当时他与京剧界并无来往，但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他想方设法与周信芳取得了联系，并为周信芳写过《史可法》的分场提纲，虽然周信芳平时沉默寡言，但在内心中对姜椿芳却是非常钦佩和尊敬的。

记得那是在1946年春天，抗战时期去内地的人已经陆续返沪，周信芳准备将在上海沦陷时期遭到禁演的《徽钦二帝》举行一次招待演出，为了这次演出能在文艺新闻界造成较大影响，周氏伉俪找我商量，考虑到如果只给报馆和熟人发请柬，恐难收到理想的效果。周信芳沉思片刻后，便去书房拿来一张姜椿芳的名片，介绍说道：“他对文艺、新闻界都很熟悉，学问渊博，为人热忱，我想请他来一起商量。”这短短几句话表达了他对姜椿芳同志的看法。我见名片上姜椿芳的职务是“时代日报总编辑”，心里估计，他即便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至少也是位同路人，他一定会积极帮助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当请他来共同商量时，他不仅满口答应，而且表现得十分热情，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他开出了一批名单，其中除周信芳原已认识的进步人士外，我能记得起来的有宋庆龄（结果她没有出席），金仲华、潘梓年、胡风、刘尊棋、梅朵……等，姜椿芳还亲自出马，邀请了一些知名人士，连当时的请帖都是他拿去派人发去的。上演当晚还来了几位外国记者，在演出中拍了剧照，剧场门前，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周信芳同志夫妇对这次活动非常满意，从此他不仅与周信芳的关系更进了一层，并且也受到周夫人的钦佩和尊敬。

以后凡有新戏上演，总要派人给姜椿芳送戏票。

1945年秋，党组织交给我一项任务，便是争取周信芳同志，并聘请周夫人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妇女生活互助社的名誉理事，还说要派夏衍同志来与我接关系，但夏衍一直没来过，组织上也没有另派其他同志来。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在妇女系统，组织上没有安排我与姜椿芳接上关系，但我猜测夏衍既然一直没来，那么姜椿芳一定是代表党来做周信芳工作的，我便主动配合工作，例如为筹办刊物物色妥善地点开座谈会（后定在红棉酒家）。

要做好周信芳的工作，周夫人这一环很重要，如果周夫人不欢迎，要进入周家去是很不容易的，往往在门外就被挡驾，由于姜椿芳的才华和智慧，他做工作善于从对象的实际出发，既贯彻了党的意图，又尽可能帮助做实事，能替人设想，不讲空话，由此他们感到与姜椿芳相处很可亲。故而很快便成了周信芳伉俪的知已。周信芳在家里会客，一般都在楼下会客室里，只有非常熟悉的人，才被请到楼上起坐间，或书房里去，而姜椿芳总是被请到楼上去，周夫人也经常参加会见。他们不知道姜椿芳的身份，对他不仅是尊敬，而且充分地信任。有事总要找他商量。

当时周信芳夫妇有几个愿望：

一、在旧社会里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被称为戏子，一些权贵、流氓等仗势欺人，逼迫演员唱堂会……。周信芳夫妇非常怨恨所处的这种地位，所以他们在解放前坚持不让子女学戏，而要他们努力读书，学点真才实学。同时也渴望自己的地位有所改变。

二、在旧社会里唱戏，受尽老板的剥削和压迫，只能演老板认为能赚钱的戏，往往自己想搞点改革或想演的戏，却无处演。所以周家想能自己租下或买下一个小剧场，前后台都可以自己做主，做些改革京剧的工作，并想办一个刊物，宣传和研究京剧改革。

三、希望将麒派艺术介绍到国外去，想去外国演出一次。他们交谈的内容，大多离开不了以上几件事。姜椿芳不仅对苏联的情况熟悉，对苏联演员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亦非常了解，他们听了非常羡慕，一扫内心的压抑情绪，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姜椿芳还帮他们物色剧场，一次去看了巴黎大戏院（即今之淮海电影院）。还去看过亚蒙戏院。1982年采芹在上海时，一天在吕君樵家午餐，在座的还有何慢。姜老情绪很高，他对采芹说，“你妈妈很风趣，一次在一家咖啡馆里，为买剧场事，与卖方洽谈，我正要付账时，你妈妈示意阻止了我，她意思是卖方太会算，应让卖方付账。”

对办刊物事，虽然没有成功，但姜椿芳却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曾与周信芳议拟过刊名和编辑，还在红棉酒家开过座谈会。当时出席的，记得有郭沫若、郑振铎、许广平、沈知白、吴祖光、欧阳山尊等，以及姜椿芳与周信芳本人。记录是王鼎成。这份记录曾在一本刊物上发表过。以后在黄金大戏院又开过几次会研究这事，最后由于经费缺乏，未能办成。

关于希望将麒派艺术介绍到国外去的事，研究的次数最多，甚至还订了具体方案，决定先去苏联，然后再去欧美，进行一次环球演出。后因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形势变化而未实现。1946年下半年，我虽离开了黄金大戏院，但与周家的关系并未断，例如他们看剧场有时也约我去，我在周家起坐间里看到过苏联画报，周夫人还告诉我，苏联演员地位很高，艺术家很受优待，他们还可以到海边去渡假……她感到很羡慕。

1948年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周夫人的亲朋好友，大多去了香港，也有人劝他们去香港暂时避一避，周夫人担心国民党会狗急跳墙，乱抢乱杀。正在举棋不定之时，地下党向他们做了工作。特别是姜椿芳，向他们宣传了形势，以及党保卫大上海的力量和安排，他们定下心来，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敌人疯狂杀害地下党。党组织决定姜椿芳暂离上海，当他去周家告别时，周信芳说，可以在他家暂时避一下，但姜考虑到当时形势非常恶劣，为避免给周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是离开了上海。

上海解放后，姜椿芳一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去看望了周信芳，并通知他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周信芳非常高兴表示接受。

上海解放后不久，姜椿芳就调到北京去工作了，周与夫人每去北京总要去拜访他，心里话仍然要对他讲，并听从他的意见。例如1956年访苏演出，周夫人坚持要同去，但组织决定不同意她去，周信芳说服不了她，最后还是姜椿芳耐心地向她讲清道理，才解决问题。又如1957年组织决定周信芳改拿固定工资时，周夫人思想不通，坚决要去北京见周总理，虽经其他同志做工作后，她表示不去见周总理了，但她仍去了北京，她去找了姜椿芳，回来后她说，“与老姜谈了谈，心里畅快了一些。”又如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虽然姜椿芳解放后不久便调往北京工作，但他对周仍然非常关心，1959年春，报上登了梅兰芳入党的消息，组织上考虑到周信芳已追随党多年，亦应考虑他的入党问题，但不了解他本人的想法，京剧院总支书记孙均叫我去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可是我去周家与周信芳谈话时，他回避谈这问题，于是我想到，姜椿芳一定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我便写信给老姜，果然不错，很快便收到了回信，信中说：“我们曾谈过此事，周信芳同志一面热忱的要求入党，同时他觉得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担心入党后会给党带来麻烦，最后周信芳同志说，‘如果党觉得我够做一个共产党员，那就等我死后追认我入党吧！’说时眼圈也红了，我针对他的顾虑，对他谈了对入党的正确看法”，于是京剧院党组织根据这情况分析后，认为他有要求，但他自尊心很强，因他有些子女在海外，以及原来的家庭生活方式，使他存有顾虑，京剧院当时的总支书记孙均同志便与我同去周家，与他正面谈心，消除了他的顾虑，由于姜椿芳同志事前已做了许多工作，所以这次谈话很顺利，周很快便提出了申请，办妥手续，支部大会很顺利的便通过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填写的虽然是另两位同志，但真正培养他、真正介绍他入党的则是姜椿芳同志。

1966年“文革”开始，姜椿芳和周信芳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据我所知，在姜椿芳同志的所谓“罪状”中，有许多是他代表党对周信芳所做的工作。

1978年，周信芳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同年8月16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姜椿芳专程由北京来上海参加，并撰写了悼念文章。

姜对周的深厚感情，遍及到周的全家。姜老在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当天下午便去了长乐路788号——周信芳故居，当时被占的房屋尚未归还，周少麟全家仍住在后面的偏屋里，后楼梯上去的那一间，正是周信芳在“文革”中日夜受难的地方，这屋内挂着周信芳夫妇的遗像，他进屋环顾了一周，若有所思，少麟夫妇向他汇报了周老在“文革”中的遭遇和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姜老安慰他们说“恶梦已经过去，不会再来了”，并鼓励少麟要努力练功，继承周老的事业，在骨灰安放后的几天，要上演几天麒派戏，在排练时，他又去看少麟排戏，这对少麟是莫大的鼓励。在“文革”中由于少麟说了几句对江青不满的话，1970年被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八年，姜老鼓励他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1981年，周老的三女儿采芹受中央戏剧学院邀请，到北京来导演莎翁名剧《暴风雨》，采芹在解放后不久便去英国求学，当时她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与姜椿芳同志接触不多，彼此都不太熟悉，但由于姜老对周家深厚的感情，他对采芹爱护备至。非但节日总是接她去共度佳节，而且姜老晚间有空时就打电话给采芹约她去，讲有关她家的往事给她听。采芹总是带了录音带去，录下他的话，采芹的自传（已在英国和香港出版）中不少事就是姜老讲给她听的。

1987年采芹回来，没能去北京拜访姜老，原打算1988年回来时去北京拜访他，没有想到姜老已于1987年12月与世长辞，她每谈到姜老总是非常伤感，她说姜老对她的鼓励永远铭记在心，在采芹给我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姜叔叔非常关心我，因为他真正的爱Daddy的艺术，爱Daddy和Mamy，他喜欢我，因为他知道我也是真心的，非但节日在他家，而且1981年他有空的晚上，他叫我去，我带录音带去，记下他告诉我的内容，所以在我自传里很多父母亲的事，是他告诉我的，他也讲了他自己的历史，1985年在上海，很多人，我没有特别机会与他多讲话，本来今年我要到北京去看他，但他已经过世了，想起来心里很难过，虽然姜叔叔过世了，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大，很深，他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好的一个，我自传里有几段描写姜叔叔，自传应该过几天可以寄出的，现在还在等出版社寄给我。”（摘自采芹1988年给我的信）

1984年秋，周信芳同志的二女儿周易为其父周信芳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事，并为其母筹备追悼会，从美国旧金山专程来上海，那天周易正在梅龙镇酒家宴请父母生前亲友，同一天姜椿芳同志从北京来上海出差，下飞机后刚到大百科上海分社，还未去下榻的旅馆休息，我给姜老打电话，告诉他周易已来上海，明天去拜望他，他听说后非常高兴，坚持一定要在晚饭后去静安宾馆看周易，他已年逾古稀，但他没有考虑自己需要休息，晚饭后果然来到了静安宾馆，与周易谈了有关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并建议周易去她父母的故乡宁波绍兴看看。周易听后过了几天，便在树棻同志的陪同下去宁波绍兴，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以后与树棻同志合写《伴飞》的补充。

1989年秋，周信芳同志的幼女采茨从香港返沪，当她知道姜夫人即将来沪，住处可能会有困难，她请姚芳藻同志为姜夫人定了旅馆，费用由她付，不要让姜夫人知道。她还说姜叔叔与我们家的感情不是金钱和言语能说明的，但姜夫人到上海时住处已经解决。

据我所知，周信芳同志一生中知己的朋友不多，但也有几位，而周对姜的感情则超过了其他几位；周信芳同志全家，直至下一代都对姜椿芳同志十分信任和尊敬。姜老虽已与世长辞，但他的形象在周家子女的心中是长存的。

原载《上海戏剧》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