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芬

我认识姜椿芳同志是在40多年以前。

1946年由于演出了根据鲁迅先生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我有幸接触了进步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我寻求进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给我以帮助、引导和支持。但对他们中间有不少共产党人我却浑然不知，只是认为这些人是“进步先生”，是自己可敬重的朋友，姜椿芳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知道姜椿芳这个名字始于上海茂名路上的苏联电台。那时为了给上演剧目作宣传，我常去那里演唱。我认识的一位电台报告员的丈夫与姜椿芳同在时代出版社工作。由于这家出版社及《时代日报》与苏联电台关系密切，因而被视为“赤色”味道较重，颇为人所注意，我虽然早在苏联电台播唱时与姜椿芳见过面，但彼此尚未交往。

在《祥林嫂》演出以后，我拒绝担任为反动势力所操纵的“越剧职工会”的理事长之职，便接二连三遭到迫害，先是在去苏联电台播唱的途中，突然被抛掷大粪，继而收到装了子弹的恐吓信等。在这危难时刻，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界对我非常关怀，伸出了有力的援助之手。一方面是田汉率先发起并经于伶周密安排，为我召开记者招待会；一方面是党在新闻界的力量，通过报纸宣传来支持我。

就在此时，姜椿芳访问了我，其举止言谈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镜，交谈中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眼睛不直接看人，说话声音不大，看上去像是一个学者。其人虽很严肃，但绝无摆架子故作高深；言谈虽非滔滔不绝，却是发人深思。我觉得自己凭着艺术家的良心从事演剧事业，这次遭难乃是一群无赖所为。对此，姜椿芳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不是少数人与你过不去，想想后面还有什么人？”他认为，这件事是有背景的，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他的启发和引导对我这个认识还比较幼稚和简单的人确实很有教益。

这次晤谈之后，我开始陆续收到了《时代日报》赠送的报纸，该报还派了女记者严玉华来采访我，这表明姜椿芳在继续关心着我。记得这位记者的采访适逢中秋节，那天正是由郭沫若、田汉、洪深、许广平等出席在大西洋茶社举行为我伸张正义的记者招待会。采访后，《时代日报》发表了题为《没有月亮的中秋》的采访记。此文所写的除了我还有李公朴夫人等。其中就我受害之事，揭露了黑暗，抨击了社会。同时还刊登了署名扬明的《不可屈服》一文。我不知它出于何人之手笔，但它与姜椿芳的看法倒是完全一致的。文章说：“这件事又是一个善良忠贞的工作者，不容于卑污黑暗的社会的明证。”并指出，我专心艺术，洁身自爱，不随流俗是遭遇威胁的一种原因，“但照我们的猜测这不会是重要的原因，再看流氓的猖獗，并且以手枪恐吓，可见原因不简单。”最后希望我：“以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来向黑暗势力斗争，你不要以为孤单，许多有正义感的妇女都会同情你帮助你的，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光明终有战胜黑暗的一天。”《时代日报》正义的呼声，宝贵的箴言，对我抗击黑暗、抵御邪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上海戏曲界得到姜椿芳的关怀和帮助的不止是我一人。解放前他与周信芳联系较多，不断传送着党的温暖，彼此相交很深，关系甚密。姜椿芳在戏曲界为党做了很多工作，而对这一切过去他却很少谈及，更从不向人炫耀。我感到，他身上那种不为名、不为利、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非常突出，而且一以贯之。他在“文革”坐牢中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构想着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到了晚年又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斯就是一个明证。所以，在他的面前，那些追名逐利之辈实在是太渺小了。对姜椿芳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我是深深铭佩，久久怀念的。

原载《上海戏剧》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