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惇

姜椿芳同志是一位在党的文化战线上有着杰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而在我的记忆里，他更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我和姜椿芳同志没有工作上的接触，只是由于我的父亲江闻道和他曾在一起工作、奋斗过，有着非常亲密的友谊。我父亲叫他“椿芳”，我叫他“姜伯伯”。建国前我还小，建国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实际上和他的接触也不算多。但是他对我的关心、培养和教诲，却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岁月过得真快，二十年前的事好像就在眼前。1987年1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接到了姜椿芳同志病逝的噩耗，简直不敢相信。尽管此前已经听说他得了胰腺癌，但心里总不能想象这样一位慈祥、忙碌的老人会这样快离去。

大约是1987年的春天，我收到姜伯伯的一封长信。信上写的是对我家每一个人的嘱咐。先是对我父亲，说他年老体弱，一生坎坷，现在有个温馨幸福的家庭，希望小辈悉心照顾，愿他健康长寿；说我现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工作，担子很重，事业有成，但希望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音乐理论与作曲）；说我爱人陈学娅要担负起出版社领导工作和家庭两副重担，希望努力工作，不负众望；说我的女儿小江晨，在钢琴方面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了，希望继续努力，学好了为国争光。信的最后提了一句，说他最近肝不大好，可能要住院检查。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他自己预感到病情比较严重时对远方友人和后辈的谆谆嘱咐。此后不久他就住进了医院，年底终不治去世了。我专程飞到北京，与他家人一起悲痛地将他送到了尽头……

（二）

姜椿芳同志和我父亲，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地下党的同一个党小组里为党工作、斗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党小组一共三人，还有一位是钟望阳同志。建国以后，虽然一南一北，又由于政策的偏离，各自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对待，但是两地的心，始终是紧密联系着的。四十年代的时候，他、我父亲和我的恩师沈知白先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民族音乐学家）等人一起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听他们说起这样一件事：抗战胜利后不久，地下党组织得知美国在沪的一个情报机构需要一个英文翻译，姜伯伯和我父亲商量，决定把挚友沈知白先生派进去。沈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但他是一位十分正直的知识分子，富于正义感，非常可靠。这项任务是有危险性的，但沈先生毅然接受了，而且在其工作期间，为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立了功劳。可是想不到，此事让沈知白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了怀疑和审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一个非党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到美国情报机构为共产党工作，是不可理解的。这时，姜伯伯在北京，我父亲在杭州。他们闻讯后都赶到上海，向党组织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沈先生这才得以幸免。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沈先生又受到怀疑，那时我父亲也受到了冤屈，无法为他作证。幸好姜伯伯还在北京领导岗位上，他再次出面为沈先生辩解，总算又让沈先生逃脱了“一劫”。过不了几年，“文革”开始了，连姜伯伯本人都受到冲击，坐了冤狱，沈先生终于1968年含冤而死。姜伯伯和我父亲知此情况，悲恸不已。“文革”后姜伯伯刚获释，1976年第一次回上海，就要我陪他去看望沈师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一进门就在沈先生的遗像前，行了三鞠躬礼。他和师母谈了很久，详细了解了师母当时的生活情况，临行时又向遗像再行了三鞠躬礼，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沈家。此后，他多次和贺绿汀院长谈了有关纪念沈先生的活动，整理出版他的论著、作品和纪念文章等等。他自己还为报刊和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写了多篇纪念文章。

（三）

姜椿芳同志对后辈的关怀和帮助，是非常突出的。

大约是我四五岁时，大人在午休，我一人玩口琴，试着把听到的大人们哼唱的曲调吹了出来。姜伯伯听说后提出要重视这一情况，应请专家鉴定一下。不久他就亲自请了他的好朋友，旅居上海的作曲家、指挥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到我家来，对我进行了测试。结论是：这个小孩听觉很好，有学音乐的天赋，但是否能成为音乐家，还要看他自己的努力。这是决定我这辈子和音乐结缘的关键。如果没有姜伯伯，也许我不会去学音乐。

解放前，“宝康煤号”的小厅里经常进行音乐活动，参加者都是“志同道合”的音乐酷爱者。沈知白先生介绍音乐名作，在钢琴上弹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主题；卫仲乐先生演奏《十面埋伏》，在琵琶上用绞弦、大幅度推拉和轮指等手法奏出战马嘶鸣、刀光剑影、浴血厮杀的战争场面等等，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聆听时，姜伯伯几次都亲切地坐在我的旁边，有时逗我玩，有时提醒我要注意听的地方。

1977年，“文革”刚结束，我去内蒙古出差，路过北京去看他。那时他刚“解放”，见我去很高兴。要我汇报这几年的专业情况以及内蒙古采风的收获。那天晚上他还把伯母和家人都叫到一起听我汇报、弹琴。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他了。记得那次我在他家的旧钢琴上弹了在内蒙古听到的新民歌《怀念周总理》和我1961年在沈先生指导下完成的钢琴曲《春江花月夜》，并为他家人的歌唱弹即兴伴奏。这是“大难”以后的团聚，大家都倍感亲切。

1982年他来上海，我的《汉族民歌概论》就要出版了，还没有人写序。因为他那时正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筹建工作到处奔忙，加上眼晴很不好，所以很不好意思提请他写序。我父亲和他说了此事，哪知他慨然应允，回北京后没多久就把稿子寄来了。是用粗墨水笔写的，约七八页，字大笔粗，虽然用的是格子稿纸，但整篇字迹都是歪斜，重叠的，视力如此不济，写这些文字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这篇“序言”情深意切，文采熠熠，在我读来，像是在聆听长辈对我的亲切教诲。文中不仅有对我走过的音乐道路的回顾、分析和鼓励，而且论述了民族音乐研究的意义、作用以及老一辈对我们工作的殷切期待。该书出版后不久，被评为国家教委首届优秀教材奖，他知道后非常高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本书还在重版、使用，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点告慰吧。

（四）

姜伯伯在积极筹备《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工作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其中之一是争取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儿子雅各·阿甫夏洛穆夫来中国，把他父亲在中国创作的作品手稿带回演出。阿隆本是俄籍犹太人，作曲家、指挥家，对中国音乐有着极浓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三十年代在上海曾为影片《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配器，并写了很多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素材、历史故事、民族风格的作品，还作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如为二胡与西洋管弦乐合奏，在钢琴上模仿琵琶、古筝的音型，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京胡等。在作品中显示了他的西洋作曲技法深厚的功底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深入掌握。这些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无疑在中国，以至在国际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抗战胜利后他创作了新型歌舞剧《孟姜女》。这部被称作“中国歌舞剧”的作品，集中国戏曲和西洋歌剧、舞剧于一身，用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题材，表现了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从艺术性来讲，《孟姜女》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方“跨文化”融合的尝试，具有开创性。剧中主要角色孟姜女、范杞良、秦始皇等都是由京剧演员担任的，用交响乐队、合唱队伴奏。姜伯伯是这部歌舞剧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编剧。沈知白先生、袁励康先生和我父亲等都参与顾问、筹划、组织排练演出的大量工作。但上海解放前夕，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去了美国，创作的总谱也全被带走，后来在美国去世。他的儿子继承父业，也是一位指挥家。雅各指挥乐队演奏其父的音乐作品。

八十年代初，姜伯伯找到了他，并得知其父全部总谱都存在他处。经过多次联系，终于让雅各带了其父的总谱，于1982年来华。姜伯伯为此到处奔忙，联系接待、组织活动，还亲自在报刊上写了很多介绍文章。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许多重要作品总谱，终于回到了“娘家”，并在北京和上海成功地举办了音乐会，由雅各·阿甫夏洛穆夫指挥。在上海演出的有：歌舞剧《孟姜女》的两个选场；钢琴协奏曲《中国主题与节奏》；舞剧《凤凰涅槃》；二胡协奏曲《杨贵妃》等。我感到，这不仅是姜伯伯对老友阿隆的个人感情，而且是对祖国文化建设的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对振兴中华、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热切的愿望。

姜伯伯对后辈的培养是非常尽心的。不仅对我们，对他的其他友人和下属的子女也都如此，我就多次见他四方托人为人联系工作、安排生活等等，真情可感。那时，我女儿江晨才11岁，7岁参加上海市少年儿童钢琴比赛获了一等奖，她很想弹那首《钢琴协奏曲——中国主题与节奏》。因为难度很大，我们都没把握，但姜伯伯和江晨的老师郑曙星教授对此却很支持。姜伯伯认为，阿隆是我小时的老师，现在由我的女儿和阿隆的儿子雅各合作演奏，有其特殊的意义。结果演出非常成功。随后，江晨还在黄贻钧指挥下录制了唱片和音带。姜伯伯几次在报上发表文章都要提到“小江晨”和这件事。

他是怀着提携后人的诚挚之心来做这些事的，看得很长远，很长远……

姜伯伯在革命文化战线上的功绩，特别是他在马列著作编译局，以及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建、编辑工作上的巨大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我所写的只是他的另一个侧面。但是我想，这正是很多伟大的革命者所共有的特点，因为他们的整个生活和奉献，都是为了他人，为了后辈、为了未来。他人、后辈，未来也永远怀念他。

原载《译友》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