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

说明

姜椿芳同志（1912～1987）是上海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战士。他于1936年由哈尔滨逃亡到上海，立即投入左翼文化战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和斗争。他以高水平的俄文修养，长期参加和领导时代出版社、《时代》杂志、《苏联文艺》以及《时代日报》等工作，兼及文化学术。1953年调北京后仍同上海有着密切联系。下面这篇文章是我为他的文集写的一篇序，只是简略谈了些我比较熟悉的他在戏剧方面的业绩。我以为他是今天青年戏剧工作者不应忘却的一位前辈。

姜椿芳同志离开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五年了。但是在我的感觉里，他的形象却越来越显得崇高而浑厚。我常常想念他，常常在某些场合会突然想到：要是老姜还在，事情就好办了。

椿芳同志大我十岁，他入党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谊属前辈。但从前我和许多青年同志一样，对他都是直呼“老姜”，他从不以为忤；直到他的最后几年，也才跟着大家称他“姜老”，他也无所自矜。他原是个毫无架子、不计较生活小事的人，但是在工作上他却异常认真，抓得很紧，不放弃任何可以为人民、为党工作的机会。仅仅从这本他自己的文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工作面之广是惊人的：他做新闻工作、电影宣传工作、编辑工作、话剧工作、戏曲工作、歌舞剧工作、出版工作、统战工作、翻译工作以至最后十年的大百科全书工作，等等。而更重要并且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任一工作中都做得那么深入，那么好，那么令人念念不忘。

人们印象中，椿芳同志在四十、五十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主要是一个翻译家。这是不错的。在他青年时代（1936年到上海以后），以林陵、什之等笔名翻译了大量俄苏作品和论著，建国以后，他又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领导人长达十余年，当然是一个极重要的翻译家。粉碎“四人帮”以来，他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事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之中，这更是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熟知的。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椿芳同志在他的生活天地里还是一个重要的、优秀的戏剧活动家。这一点就连戏剧界也是知之不多的。因为他活动大多在案头、在幕后、在家庭而不在剧场。又多用笔名，从来不求扬名，不逐私利。椿芳同志逝世后，我于1988年写一篇悼念短文，题目是《戏剧战士姜椿芳》，简略介绍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历。当时就听到不少戏剧工作者惊奇地反应：真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戏剧战士。现在，熟悉椿芳同志在戏剧方面业绩的人越来越少了，因此，当椿芳同志的女儿尼娜同志约我为本书写序(注：刘厚生同志曾为“《怀念集》，姜椿芳著，奥林匹克出版社，1997.9”一书写序，当时题为《难忘的老姜、姜老》)时，我觉得是义不容辞。尽管更了解他的应是他几十年的老战友于伶同志，可惜于伶同志近年体弱多病，难以执笔，只能由我承令来写了。

椿芳同志在戏剧战线上的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编译介绍俄苏戏剧家和作品；上海“孤岛”时期话剧小剧场运动；对戏曲界知名人士的交往和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戏曲曲艺》卷和《戏剧》卷的编纂。当然，他还写过许多有关戏剧的文章（大约在1960年我在上海主编《上海戏剧》时就曾约他写过关于列宁同戏剧的关系的文章，他欣然命笔），但都可分别列入上述几个方面，就不必单列一项了。

早在1937年，即抗日战争前夕，椿芳同志到上海不久，就翻译了苏联左琴科的剧本《结婚》（发表于《光明》半月刊3卷2期）。这大约是他翻译的第一个剧本。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到1949年建国前，他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同时，一共翻译了俄苏独幕剧和多幕剧20多种。抗战期间几乎演遍全国的苏联雅鲁纳尔的独幕剧名著《处女的心》、《破旧的别墅》等，就是椿芳同志四十年代初的译作。古典作品如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果戈里的《赌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尔基的《小市民》等，表现苏联卫国战争和战后世界的名著如柯尔纳楚克的《战线》（即《前线》）、里昂诺夫的《侵略》、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等，无论在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名剧方面还是在激励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国后他在繁忙公事之余还翻译了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剧各三种。

在戏剧论著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大作《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和丹青科的《往事点滴》都是椿芳同志在1938、1939年最早译出，发表于《剧场艺术》的，只是可惜未能译完。在四十年代后期，他还参加了《高尔基研究年刊》的编译，又和戈宝权同志共同主持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的翻译、编辑工作。这两种大型专集把同这两个大作家有关的论文、资料以及图片等选优汇集，使读者得一完整印象，理解全面，检索方便。这种编法本身就是开创性的。因此书出之后，深受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我自己的这两本书都是40多年历经多次“书劫”而珍藏至今的。

椿芳同志不仅自己编译，而且推动和培养了他周围的不少青年译者利用上海的苏商时代出版社的有利条件，出版了大量俄苏戏剧作品和论著，填补了中国翻译文库中的许多空白。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陷，仅余市区中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未受日帝直接统治，被称为“孤岛”，还有一定的活动可能。爱国的戏剧工作者充分利用四周黑暗中的一点微亮的环境演出进步话剧，同人民保持联系。当时分为专业话剧活动和业余话剧活动两方面。主要领导人是中共党员杨帆、于伶和椿芳同志。于伶同志的工作侧重于专业活动即大剧场正规演出方面。椿芳同志则自1938年起即受组织之命继杨帆同志之后，和王元化等同志负责业余活动即小剧场运动，他们广泛联系群众，推动组织业余剧社。这类剧社大都属于某一行业或某一单位，分散而不稳定。参加者热情很高但流动性大，艺术经验不足。椿芳同志等为了推动这类剧社积极演出，协调关系，提高水平和加强团结，建立了一个具有领导性能又是开展业余活动的联合机构“业余戏剧交谊社”。参加交谊社的业余剧社最多时达到120个左右，可见他们工作的成效，组织起来就成为力量。依靠这些剧社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如星期小剧场、早场等）演出了许许多多鼓舞抗战和进步的独幕剧，为苦闷焦渴的上海人民提供了优秀的精神食粮。这个小剧场运动和专业戏剧运动构成了上海当时戏剧战线的两翼，极具特色，在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中《“孤岛”时期上海的戏剧运动》一文对这方面的工作已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上海出版的《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一书中也有扼要的记载，这里不多重复。我只是觉得，椿芳同志关于推动、发展、组织业余剧社，促进小剧场运动的经验，是以他为代表的老戏剧家们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在今天话剧运动低潮时期，是有其深刻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总结、学习的。

椿芳同志自己没有写过剧本，没有导过戏，也没有做过演员，但他却同戏剧界（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有着相当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作为突出的例证，是他同梅兰芳、周信芳两位京剧大师的关系。他自己写过几篇文章忆述他们之间的交往，已收在本书中，但我必须重复几句，这是椿芳同志作为一个光采的戏剧战士的生涯中，持续时间很长、影响很深远、意义重大的一个方面。他同梅兰芳、周信芳在四十年代初的最初接触，是奉组织之命去做工作的。组织的安排自然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民族戏曲和著名艺术家的理解和尊重；但作为一个新文化工作者，他如何去接近他们，如何做他们的工作，并且成效如何，却完全要看他自己的作为。在建国前近十年中，椿芳同志同梅兰芳大师的接触在最初是相当顺利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梅常常不在上海）而减少了，到建国以后才又重新接近。直到八十年代他还同梅氏子女为梅兰芳艺术研究会的建立事宜经常商讨。他同周信芳大师的关系则密切和深入得多。他们由相识而成为知心的深交，在椿芳同志这方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他的虚心、学识和真诚。椿芳同志没有丝毫“我比你高”的洋知识分子的架子，更不可能有哪怕像今天一个科长那样的权力，他又不是京剧内行，但是他却赢得了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年龄都远比他大得多的周信芳的信任和尊敬。这决不是侥幸。

椿芳同志同周信芳大师的接近，不是一般吹捧的友谊，而是一种浸润，他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交谈，使得周在思想上政治上大大提高一步，以致到了1949年初，当党的地下组织委托熊佛西熊老去联系他和梅，希望他们能留在上海不远走台湾时，这两位大师都出自内心地表示了“绝对不走，迎接解放”的坚定态度。在上海解放前夕，椿芳同志处境危急时，周更明确说可以请他住到自己家中隐蔽。这是很不容易的。自然，在同周的交往过程中，周的正义感、公益心，朴实耿直的性格以及丰富的京剧知识也使椿芳同志获得深刻的印象，学习了不少东西。上海解放后的戏曲改革工作进展相当顺利，除了其他原因外，周的声望、表率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追根溯源，是椿芳同志助燃了周信芳大师心灵里的明灯。

上海解放初期，椿芳同志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负责戏曲工作）主任。时间虽不过几个月，却做了不少工作，为上海戏曲改革工作打开了局面。有一件事现在也很少人知道了：1949年四季度，上海出版了一种全国唯一的《剧影日报》，是八开四版的小报，用以代替解放前那些黄色小报。就是在夏衍、于伶等同志主持下，由椿芳同志亲自操持，推动工商界进步人士赵邦先生出资筹办的。

椿芳同志生命的最后十年，全身心地扑在大百科全书的事业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他的筹划下，准备按学科出版75卷。我完全肯定他对每一学科卷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我宁愿相信，由于他对戏剧的关心、热爱和熟悉，《戏曲曲艺》卷和《戏剧》卷（即话剧卷）似乎得到他更多的偏爱。这两卷，在中国戏剧界都是久已向往，梦寐以求的大工程，但是又从来不敢想象会在短期内实现，因而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带头创议。由于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椿芳同志最初找到我，希望由中国剧协承担这两卷的编写任务。但是中国剧协不是学术单位，没有学术力量，我建议请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编戏曲卷，中央戏剧学院主编戏剧卷，他纳谏如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在两卷书的编写过程中，他的视力已严重衰退，但仍然抓得很紧，经常摸索着走路出席编辑会议，在百科业务和戏剧业务上都予以具体指导，甚至亲自撰写条目释文（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条）。当《戏曲曲艺》卷刚刚出版还未上市时，有一天我陪周信芳的女儿采芹到姜家，他马上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淡黄色封套的特精装《戏曲曲艺》卷给我和采芹看，告诉我们他也才收到。看他那样爱不释手地摩挲书页，把书贴到眼镜上找“周信芳”条给采芹看的愉快神态，实在使我感动难已。遗憾的是花费了他更多精神的《戏剧》卷编写时间过长，没有等到出版他就逝世了，我常为此感到悲痛。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两卷，在国内外戏剧界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尽管是开创性的百科全书，缺少经验，但终究显示了中国戏剧理论的水平，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戏剧论著和工具书的重大成果。而这是在并非职业戏剧家的椿芳同志倡议、设计、推动和领导下才得以实现的。

从新观念说，椿芳同志是一位文化战士（在我的角度，是戏剧战士）；从传统道德说，他是一位谆谆君子。对于同志、朋友，他温和、善良、宽厚大度而又是非分明。早在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时，于伶同志就告诉过我，上海解放前地下时期，同椿芳同志关系熟悉的同志们都很爱戴他，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妈妈”，可见他给人们的印象。这当然只是从他待人接物一个方面而言，如果说得全些，我想也许可以称他为“妈妈战士”吧。

真是难忘他那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从从容容，不瘟不火，温文尔雅，耐心体贴，认真执着的品质和风度。同他相处，非常像一句成语所体现的意象：“如坐春风”。

我深深地想念你，亲爱的椿芳同志！

原载《怀念集》，姜椿芳著，奥林匹克出版社，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