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森

“时代主笔，百科元勋”是老新闻工作者顾家熙先生悼念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姜椿芳（1912～1987年）先生逝世的一副挽联。八个字，给这位中国现代百科事业奠基人的生平事业作了精辟的概括。

我问过家熙，时代二字为何不加个书名号？他说：“时代”一词在此有三义：一指他在艰难岁月创办的《时代》杂志；二指由《时代》杂志发展起来的多元出版事业，包括时代出版社、《时代日报》；三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当今中国规模最大、包罗最广、内容最全的出版物，姜老任总编辑，也可理解为他是当今时代的大主笔。

对于编辑家姜椿芳来说，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中，“时代”和“百科”正是两个高峰。

鱼米之乡  坎坷童年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贫苦店员家庭。武进地处长江以南，太湖以北，明清时代一直是常州府治。长江三角洲是全国著名水乡，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常州是苏南重镇，大运河从这里通过。在姜椿芳出生前4年，即1908年建成的沪宁铁路（上海至南京）也穿过常州，这里称得起舟车辐辏、万商云集的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城市。姜椿芳虽然出生在鱼米之乡，而家境却相当贫寒。他父亲少年时在一家南货店当学徒，满徒后当店员，收入很低，紧紧巴巴维持一家艰难生计。

江南为全国富庶之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流风所及，即使是劳动人民家庭，也节衣缩食，让孩子念点书，能够识文断字。清政府于1905年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到姜椿芳入学时期还只有十多年。虽然进入民国，教育制度还处在过渡时期，两种启蒙教育形式同时并存。常州城内已经办起多所小学，而秀才们主办的私塾还在继续授业。

1919年初，春节后不久，姜椿芳不足七岁，进入本城一位孙先生办的私塾发蒙。他读了《百家姓》《三字经》《大学》《中庸》。两年后，这家私塾停办，他转到周先生办的私塾，开始读《孟子》。一年后，转到第三个私塾，在那里又念了两年，继续读《孟子》，还读《幼学琼林》。小小年纪，姜椿芳已经显示出禀赋异人和勤奋过人，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嘉许。

五年私塾生活为他打下国学根柢，培养起阅读和理解中国古籍的初步能力。他后来成为翻译家、而他的书斋里仍藏有全套《四部丛刊》及其他古籍。他晚年写的关于百科全书的论文论及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类书的源流沿革，如数家珍，就是同他的“童子功”有关的。

在私塾中，塾师讲授过平仄、用韵、对仗等诗词格律知识。塾师本来的目的是教孩子学做古诗，想不到这位高足后来却把它用来译诗，例如普希金的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他就是用韵文译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塾师教做古诗的心血也没有白费。当初播下的种子过了一个“甲子”之后获得收成，姜椿芳的诗才晚年发皇了。平生写古诗不多的他，于1978年10月同萧军、楼适夷、张报等共同发起组织写古典诗词的团体——野草诗社。《野草诗辑》中每一辑都刊有姜椿芳的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野草诗词选》收有他的诗《哭三女齐娜》《祭淡秋》等7首。

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杨亿主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代百科全书——《册府元龟》，参与编纂的同仁们此唱彼和，他们的诗由杨亿辑成《西崑酬唱集》。集中的诗讲究词藻，追求华丽，好用典故，在文学史上称为“西崑体”，影响一代诗风。姜椿芳既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又主持野草诗社，而“野草”的社友又多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人、撰稿人和热心支持者。继“野草”之后，全国诗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后来组成中华诗词学会。“百科全书+诗社”，这也许是历史的偶合吧！

姜椿芳在念了五年私塾之后，于1924年春转入设在常州的东吴大学附属第十二小学（后改名凯乐小学）。那时姜椿芳12岁，论国文程度足以同小学高年级的高材生相颉颃，可是“洋学堂”有点看不起私塾学历，只准插班二年级。东吴大学是基督教会学校，设在上海、苏州两地。东吴附属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学英语。在当时，除了上海这样的通都大邑以外，一般学校是办不到的。小学英语内容单薄，程度不深，却成了大翻译家姜椿芳的发轫之地。小学国文课教文言，也教白话，姜椿芳后来的流畅、清隽、生动而细腻的文风，也是在这里打下基础的。

念小学时，姜椿芳品学兼优。1927年春，北伐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中进入常州，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溃败而走。学生运动开展起来，姜椿芳被推举为代表参加武进县学生会，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

寄人篱下  苦学俄文

1928年夏天，姜椿芳16岁，高小毕业。在这之前，他父亲早已失业，家庭经济竭蹶。姜椿芳回忆说，父亲30岁时，那家南货店倒闭了，“他就一直失业，直到老死，再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当我十四五岁时，深受失业之苦的父母，日夜操心，怎么培养我，学点什么，好找个养活家人和自己的职业。”姜椿芳的伯父在哈尔滨电报局当小职员多年，回乡探亲时建议他到哈尔滨学俄文，学成后去考试，进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工作，生活较有保障。他和他父母别无良策，就接受这一建议。等他小学一毕业，他一家就奔波数千里，从长江之南的常州，来到松花江之南的哈尔滨。

当年秋天，姜椿芳在哈尔滨考入东省特区第三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夜晚跟老俄侨格拉祖诺夫学俄语。老俄侨不会汉语，只会英语。姜椿芳靠着在小学学得粗浅英语去学另一种外国语，当然吃力。中学课程要学，俄语要学，为了学俄语还要提高英语，对于16岁的少年来说，是三重负担。

比学习的压力更重的是生活的压力。那时，他母亲寄居在哈尔滨一个同乡家里。姜椿芳回忆当时的遭际是：

同乡照顾同乡，是出于好意，但好意也有一个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我母亲作为他们的乡亲，并尊称她为‘姜太太’，寄居在他们家，为他们做饭，管家务事，做女仆的工作，不拿工资，住和吃就是代价。我星期天去吃饭，寒假去寄居，就是附加的代价。……我读书之外，当然要干些零活……虽然是打地铺睡地板，总算是保暖地度过了最寒冷的一个冬日。

寒假之后，继续到中学寄宿读书，继续请那位俄侨老师格拉祖诺夫教俄文。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任何收入，母亲拿她仅余的一点首饰兑换了几十元钱，交给我去教学费。她竭力装着很随便的样子，我看出她是忍着眼泪的，我也装着并不介意的样子，接过钱来。母亲并没有嘱咐我要用功读书，早日独立。我也并不向她说什么一定用功读书这类的话。对于我们这样处境的人，这些话都是多余的。

如此经济条件，如此生活境况，姜椿芳从亲自受压抑的体会中，产生了自己对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至世界形势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逐渐无师自通地思想左倾起来。”在求学期间参加哈尔滨反日护路运动，参加示威游行，开始为爱国报纸《国际协报》写诗作文，抒发自己的感情。

初中念了一年，俄文学了一年。好学不倦的姜椿芳再也付不起学校的学膳费和俄语老师的“束脩”，只好辍学，回到母亲寄居住的同乡家赋闲，饱尝依草附木生活的酸辛。他曾到几处招人的地方去应试，没有“门子”，屡试屡败。1929年秋冬间，经人介绍，半考半说情，进了中东铁路工务处第八段当办事员，做中俄文抄写员和记账员。有个啖饭之地，真是欣喜若狂啊！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因为中苏中东路“纠纷”解决，凡是中东路“纠纷”期间入路的员工一概解雇。姜椿芳又告失业。

初登译坛  渐露头角

1930年初，姜椿芳由友人介绍进入哈尔滨光华通讯社当俄文翻译。哈尔滨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当时80万人口中有30万外侨，主要是俄国人，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当地有多家中文报，也有几家俄文报。光华通讯社专发本市新闻，俄文报纸是新闻来源之一。俄文晚报一般下午三时左右出版，通讯社的翻译马上看报，选新闻、译新闻，七时集稿，经过编辑审改，然后刻蜡板油印，至九时就分送新闻稿给各报馆。要在两三小时内译出大约2000字的新闻，对于只学过一年俄文的人来说，是超负荷的要求。然而生活的鞭子抽打着姜椿芳非干不可。他回忆说：“我每天过着煎熬的生活：看报、查字典，冥思苦想，选择新闻。每天做着‘硬译’的工作” 。勤奋刻苦、勤学笃行的姜椿芳，业务水平迅速提高，由生疏到适应，由适应到熟练，后来就应付裕如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于年底攻入哈尔滨,光华通讯社停办。河山变色,国土沦丧,姜椿芳既深怀亡国之恨,又饱尝生计无着之苦,靠临时当家庭教师和译些俄文报纸的消息投寄《国际协报》，取得些微薄收入勉强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大踏步地投入革命斗争。

“九·一八”事变前，姜椿芳在1931年夏天加入反帝大同盟，随后加入共青团，事变后的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在腥风血雨的东北沦陷区做了大量地下工作。1932年春先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主编《青工报》；同年秋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主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东北青年报》）；年底转到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工作，为省委起草宣言，编辑《满洲红旗》（后改名《东北人民报》）。他的家是中共在日寇铁蹄下东北的一个重要堡垒，先后作为共青团满洲省委机关、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驻在地。1933年端午节中共满洲省委在他家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政府以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他的家掩护过抗日名将杨靖宇等中共在东北的重要领导人。

1932年5月，地下党派姜椿芳到英国亚细亚电讯社（简称“英亚社”）工作。英亚社悬挂英国旗，实际上是塔斯社。英亚社发稿宣传苏联的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姜椿芳是英亚社的惟一中国人，名义是翻译，实际上既当编辑，又是抄写员。电讯稿来了，要赶时间，来不及打草稿就把译文直接刻写在蜡纸上印发。他受党的委托，通过英亚社同第三国际进行联系。到1936年5月，中东铁路已经出卖给日本人，苏联侨民大批撤退，出面办英亚社的英国人也无法在伪满工作，英亚社随之停办。姜椿芳也结束了在这里的四年工作。

姜椿芳这段时间开始创作，展开广泛的文化活动。1930年在哈尔滨《晨光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病危》《婢女》。1933年，他同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创办长春《大同报》副刊《夜哨》，副刊发表了不少描绘东北人民苦难和不幸的作品。1933～1934年，他为《国际协报》写杂文，白朗为该报编副刊，萧红在该报发表《生死场》的前两章。1935年，他同金人等人为东北左翼文化运动核心人物之一金剑啸主编的《东北民报》副刊撰稿。1936年春，他同金剑啸合编《大北画刊》，因宣传高尔基，他和金剑啸等人于6月中旬被日寇逮捕。姜椿芳被关了35天，在狱中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后被营救出狱。出狱后，日寇仍常盯梢，有重新被捕的危险，于7月底出亡上海。

青年时代的姜椿芳已经显露出卓越的才华，成为东北沦陷时期左翼文坛的中坚力量。他在哈尔滨的笔耕生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作为翻译家的条件已经准备成熟。在光华社译本市社会新闻，他获得都市社会和市民生活的知识；在英亚社译国际新闻，增进了他的世界知识、政治经济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他本人还作了文学翻译的尝试。他的创作既有诗歌、小说，又有杂文、评论，可以看出他既善于形象思维，又长于逻辑思维。他编党内秘密报刊，编新闻，编副刊，编画报，在广泛领域中辛勤开拓。这一切活动都为他的编辑家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涉足影业  创办《译报》

1936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这一年发生了沈钧儒等七位爱国人士被捕的七君子事件，发生了“西安事变”。上海的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战呼声响彻黄埔江岸，传遍神州大地。

1936年8月，姜椿芳在上海进入上海大戏院和亚洲影片公司，这是一个两位一体的机构，前者放映苏联影片，后者发行苏联影片。他在这里翻译和宣传苏联电影，撰写电影评论。当时上海的进步群众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对苏联心向往之，把看苏联电影作为一种学习机会，一种艺术享受。因此，姜椿芳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姜椿芳怀着满腔热血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中旬，中国军队经过三个月浴血奋战之后撤离上海租界周围地区，上海租界成了“孤岛”。从11月22日起，上海所有的中文报刊全部停刊，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过了几天，当时还在上海的夏衍同梅益、姜椿芳等商定出版《译报》，夏衍主持笔政，姜椿芳、于伶译俄文，梅益、夏衍译英文，还有人译法文。表面上述而不作，实际上透露不利日寇的消息，以及日寇在沦陷区的强征暴敛和其他暴行。这是上海沦陷后惟一的中文报纸，一出版就受到热烈欢迎。

《译报》是四开报，不久就遭到禁止。接着聘请了英国人当发行人，打着英商旗号于1938年1月21日改出对开的《每日译报》。《每日译报》最初也是只登翻译稿，不登写作稿，后来开辟了专刊、专电、本报特办一种以“苏商”名义出面的报纸。罗果夫经过一周考虑，表示同意出一种周刊，暂不出日报。因为当时已出版俄文《Эпоха》（时代）半月刊，中文杂志就叫《时代》，好像《Эпоха》的中文版，每周一期，以“苏商时代杂志社”为发行人，以俄文《时代》杂志的编辑人匝开莫为编辑人，实际上由姜椿芳主编。姜椿芳得到地下党组织批准后，就快马加鞭进行筹备工作了。

今天如果办一个杂志，先要经过设想、规划、请示、汇报、讨论、批准，搭起一个庞大机构，然后进行组稿、编辑，张罗印刷、发行。别说周刊，就是月刊能在三五个月面世，就算是快节奏了。姜椿芳办事，在那时也称得起高效率、高速度的。8月20日，《时代》周刊创刊号已经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遍布上海街头的书报摊上。可是编辑部总共只有三个人。姜椿芳从俄文人才很缺的上海物色到办青年书店的陈冰夷和陈梦海两位通俄文的青年共同工作。选稿、翻译、编辑、版式设计、排印、校对，直到配图版、拉广告全部工作仅靠三人在几天几夜内完成的。

《时代》周刊的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它是一个十开本大型期刊，这种开本的中文出版物颇为少见。封面刊头中文“时代”上下有俄文《Эпоха》和英文“The Epoch”字样。文章横排，那时社会上绝少横排杂志，目录放在正文之后，是俄文书的习惯。每期28页，其中8页以图片为主（4页为封面封底，另外4页为中间插页），都制铜板，用道林纸印，气派不凡。

第一期没有发刊词、卷头语之类文章。按照“政治文艺性质”的方针，内容也分为政治和文艺两部分。政治部分是报导和评论苏德战争的。第一期刊登了斯大林1941年7月3日的著名演说；维斯聂夫斯基的政论《历史的教训》，回顾了16世纪以来的日耳曼人对俄国的侵犯。在《作家与战争》的总标题下，发表了A·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爱伦堡、肖洛霍夫等十位作家关于抗德战争的言论摘录，并刊登了他们的生活照片。既有政治，又有文艺。在《莱蒙托夫百年祭》总标题下，转载了戈宝权为香港《华商报》写的《诗人的一生》，译载了莱氏的两首诗。中间插页用一页篇幅刊出关于莱蒙托夫的5幅照片，用两页（和合页）篇幅刊出苏联陆海空军14位将帅的照片，另一页刊出5幅“战时苏联妇女”的照片。第一期就开始连载文艺作品《克拉成果夫将军》。封底是杜美大戏院上映苏联影片《爱琳珈》的广告。

《时代》杂志一问世就可以看出它结构有序，体系井然，虽然创刊时间匆促，但并无“急就章”之感。版面设计、标题选字、花边运用、图文匹配，都颇具匠心。

当时上海中文报刊都不登塔斯社的稿子。读者看不到苏德战场上的真实报导，看不到苏联军民英勇抗击法西斯的业绩。《时代》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印行几千份，很快销光。名记者恽逸群说：“《时代》的出现，等于在不见天日的为石壁包围的地窖顶上，打开了一个窗，从那里射进了光，输进了新鲜空气。”

《时代》杂志称得起反映时代、记录时代而且无愧于时代的杂志。它从1941年8月20日创刊，1951年8月20日终刊，整整十年，中间只在日伪时期被查禁了一段时间。《时代》共出版359期，2000万字。《时代》杂志经历了租借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解放以后四个时期。印在它的版权页上的登记证号码，就打下这种时代烙印。在我国报刊出版史上，经过如此曲折历程的可以说独此一家。

第一时期是“孤岛”时期，从1941年8月至12月，即从苏德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版权页上印着“公共租界警务处登记证F字第154号”。这时期刊物受工部局包探检查，不得刊登中国抗战的消息。尽管如此，《时代》在1941年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是，还是刊出了在大后方从事抗战的郭沫若、孙科、冯玉祥等人的贺电、贺词；并且刊出了在香港的中国抗战文化人柳亚子、茅盾、韬奋、长江、胡风、夏衍、金仲华、千家驹等29人发给《时代》杂志祝贺十月革命节的联名贺电。郭沫若的贺电结语是“光明在望，胜利有期，逖听风声，谨驰电贺。”孙科的贺词是“革命精神，与年俱进；抗战增强，国威远振；以建和平，以惩骄吝；辉焕特刊，祝词爱晋。”杂志也发表了阿英（笔名：毅）编写的《鲁迅先生著译俄国文学年表》和《郭沫若先生著译书目》。尽管是吉光片羽，也沟通了大后方人民和沦陷区人民的心声。

第二个时期是沦陷时期,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即从日寇占领租界到日本投降,中苏胜利,版权页上印着“第一区署警务处登记证F字第154号”。这段时间，《时代》杂志处境更为困难。日寇进入租界，《时代》曾停刊三周，于12月27日复刊。从1942年年初起，《时代》由10开本改为16开本，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篇幅则由28页增为36页。在日伪血腥统治下，读者购买和保存《时代》杂志成了危险的事情。许广平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亲眼看到一青年拿着《时代》而被日本宪兵队拘禁毒打，且迫令诱捕别人（见《时代》终刊号）。《时代》杂志工作人员不断受到刁难、胁迫、监视、逮捕、讯问。到1943年，日寇指使伪组织对《时代》施加种种压力，始而办理登记，继而迫令检查（《时代》为此开了不少天窗），再则禁止塔斯社发中文稿，以断绝《时代》稿源。到1944年初，苏军发动一次次攻势，德军节节败退。《时代》报道了这些消息。读者知道，法西斯德国接近灭亡，法西斯日本也来日无多。因此，日寇下令禁止《时代》出版。等到苏军攻下柏林，《时代》杂志不顾禁令，于1945年5月1日自动复刊。日伪看到大势将去，也无可奈何。《时代》一复刊，阔别经年的读者重见故友，立刻抢购，销售量由几千份上升到万余份。《时代》详细报道攻克柏林的消息，莫斯科祝捷狂欢的消息，对于“泪尽胡尘”的敌占区人民是极大的鼓舞。秦上校（姚溱）曾用生动的事实说明了《时代》杂志的影响：

《时代》一出生以后，就成了被低气压逼迫着的上海人民探求新鲜空气之窗。我清楚地记得：在跑马厅旁的一个书报摊上，当许多读者涌向争购这种大开本横排的新出版的杂志时，站在摊旁一个挂着德国“远东书报”证章的法西斯刊物“推销员”，气得下流无耻地公开拿出手枪来，威胁书报摊主“不许再卖这种刊物”。……我知道上海的许多真正爱国者，就是用《时代》的文章和它的明澈的分析来坚定自己，判断时局的发展，规定斗争的策略的。

1942年，我从日寇占领区到达敌后游击区工作……每当化装成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农妇模样的从敌占区回来的“交通”出现时，总有一大群同志问他：“可带来了《时代》？”每一本被带到敌后游击区的《时代》，总被至少几百个以上的忠实读者阅读着、传播着。《时代》的见解与分析，对于局处在游击区“小天地”中的我们，起了“打开眼界”的作用。

我曾在1943年又到了一次敌占区，当时我很惊讶于《时代》读者层的如此迅速扩大，不仅进步的工人与知识分子喜悦地爱读它。而且广大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工商业家也喜悦地爱读它。……当我不久回到敌后游击区，把这种情况报告给敌后的文化工作同志时，大家都感到异常兴奋，大家都为处在日寇迫害下，从事《时代》工作的朋友们的安全感到怀念。

《时代》同仁的安全确实是值得怀念的。姜椿芳主编《时代》，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他一直受到日寇监视，而且由被暗中盯梢转到公开的软禁。1944年冬天，日本宪兵队军曹中谷，穿着中国长袍突然来到姜家。不速之客用俄语谈话，表示要和姜椿芳“交朋友”，打听《时代》内情，询问苏联在沪有无电台之类。从此，这个“朋友”就经常来“拜访”了，有时早上未起床时就来，有时已入睡时还来，姜椿芳遭到软禁，行动完全在日本宪兵的视野之中。原来准备到解放区的计划也取消了。他编《时代》，可以说是在“达摩克利斯之剑”底下讨生活。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时代》社和塔斯社立即被查封，姜椿芳和《时代》杂志同仁也被监禁。接着日寇战败，悬丝之命才保全下来。

第三个时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从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即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时代》版权页上印着“中央宣传部登记证沪志字第350号”，发行人一栏1945年9月1日出版的一期改用“苏商时代书报社”。1945年9月16日出版的一期起便用“苏商时代出版社”，意味着“时代”事业的发展，不但出杂志，而且要出书出报。

《时代》杂志在这一时期译载论述国际问题的文章，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建设的成就，也刊登许多中国专家写的时事评论，常常用“洋化”的笔名出现，如葛罗宾、伊莉娜、蔡齐林、马可宁之类，有几人合用一个笔名，也有一人用几个笔名。全面内战爆发后，许多进步刊物都遭到取缔，国民党当局虽然把《时代》视为异类，但格于“苏商”牌子，何况《时代》还有抗日的光荣史，不敢贸然处置。《时代》杂志就在这种夹缝中生存着，战斗着。

姜椿芳在这一时期仍然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解放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档案里发现，他进出塔斯社和其他活动，都有特务为他写“起居注”。1949年4月，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要用在马路上制造车祸的方式谋杀他。于是，姜椿芳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前两天乔装草帽出口商出走香港，转到解放后的北平，然后随军南下上海。

第四个时期是解放以后，即从1949年5月至1951年8月。《时代》杂志封底左上角印有“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书报杂志通讯社临时登记证期字第11号”。这时用“苏商”、苏联编辑人都已没有必要，版权页上写着“编辑人：姜椿芳”，“出版者：时代出版社”。《时代》因为过去所执行的任务已经完成，改为学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建设、研究国际形势的综合性半月刊。在解放初期“一边倒”学习苏联的热潮中，杂志很受欢迎。由于出版事业的全面安排，《时代》于1951年8月20日庆祝创刊十周年时出版了终刊号，改为文艺性翻译月刊——《世界文学》。终刊号上发表未署名的《时代十年》一文，就是姜椿芳执笔的，对《时代》的战斗历程作了回顾和总结。

“时代”壮大  出报出书

在中国进步出版事业中，姜椿芳是继邹韬奋之后又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出版家。他们都以上海为基地，都从办杂志入手。邹韬奋先编《生活》周刊，后来发展成为分店遍布全国的生活书店；姜椿芳先创办《时代》周刊，后来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时代出版社。生活书店的名字还留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之中，而时代出版社在1957年并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已鲜为人知。

《时代》杂志创刊之后，在“时代”范围内已经出版俄文《Эпоха》（时代）半月刊，英文“Daily War News”(《每日战讯》），以后还出过几种小册子、地图、画集，1942月11月创刊中文期刊《苏联文艺》。

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代出版社”出书、出报、出期刊，成为中国出版业中心上海独树一帜的出版社。

出报。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天《新生活报》就出版了。这是抗日胜利后中共在上海出版的第一家报纸。上海原有一种俄文《Новая  жизнъ》（新生活）报，中文《新生活报》是作为俄文报的中文版的面目出现的。两周后，为纳入“时代”系列，改名《时代日报》，姜椿芳任总编辑。《新生活报》之所以能在一天之内筹备出版，得力于姜椿芳苦心经营多年的《时代》杂志这块基地：编辑班子，稿件来源，印刷设施，纸张储备，发行网络可以说一应俱全。

《时代日报》刊行后，登载了许多受到国民党封锁的国际舆论和国内消息。报纸用各种方式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作了正确的报道，对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作了如实的介绍，对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作了深刻的揭露，对当时时局和社会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报纸的每周军事评论、时事述评成为教育广大读者良好的教材。因此稿件不断遭到新闻检查当局的扣压。姜椿芳也多次被上海市长吴国桢、新闻处长朱虚白召去训斥。1948年6月3日，《时代日报》终于被上海市政府以“煽动学潮，扰乱金融，歪曲军事报道，破坏治安秩序”的罪名查封了。

《时代日报》存在了两年十个月，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左派报纸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家。在这段时间，有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编辑工作，如林淡秋、楼适夷、黎澍、陆诒、叶水夫、陈冰夷等人，至于为该报撰稿的人士就更多了。《时代日报》被封后，时代出版社还继续出版期刊和书籍。

出期刊。除《时代》杂志以外，1942年11月创刊了《苏联文艺》。《时代》杂志是一本政治文艺杂志，也刊载少量文学作品，如战时生活特写和短篇小说。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黄色、灰色的东西充斥坊间。《时代》所刊载的少量严肃的文艺作品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因此而创办《苏联文艺》。刊物译载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题材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和论文，也刊登俄国文学作品。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先在《苏联文艺》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的。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等。刊物于解放初期停刊，历时7年，共出37期。它是“五四”以后至80年代国内惟一专门介绍苏联和俄国文学的期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代社创刊《苏联医学》月刊。刊物在介绍苏联新医学，如组织疗法等方面起了良好作用。解放后仍继续出版，颇受医药界的欢迎。

出书。《时代》杂志1944年初一度被日伪查禁，编译人员仍在译书，准备随时复刊，因此积累了大量译稿。抗战一胜利，时代出版社即有大量译著出版。最先推出的苏联文艺作品有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林陵译）、戈尔巴朵夫的《不屈的人们》（水夫译）、毕尔文采夫的《试练》（白寒译）、卡达耶夫的《妻》（磊然译）、李嗡诺夫的《侵略》（林陵译）、梭罗维约夫的《伊凡·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金人译等一批译著。根据1951年8月《时代》杂志出版十周年时的统计，共出书365种，总印数218万册。其中以文艺书占第一位，161种。时代社除了出翻译书外，也出版学术著作，如倪海曙编的《中国语文的新生》等；除了出中文书，还出版俄文、英文书。

时代出版社总社1952年迁往北京。按照苏联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书，于当年秋天移交给中国政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所属的国营出版社,1957年并入商务印书馆.

姜椿芳是一位富有凝聚力的人物。时代社团结着并锻炼出一批有共同翻译观点和翻译风格的翻译家,如陈冰夷、叶水夫、盛草婴、张满涛、辛未艾、许磊然、陈梦海、汤茀之等人。

姜椿芳在时代社工作是他翻译上的丰收期。他用林陵笔名出版的译著除了上面提到的《人民不死》和《侵略》以外，还有小说：A·托尔斯泰的《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高尔基早期作品选》（合译）；剧本：A.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尔基的《小市民》《索莫夫及其他》等，柯尔纳楚克的《战线》，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文艺评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批评论文集》；诗歌：《苏联卫国战争诗选》；戏剧论著：史达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还编辑出版《A.H.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与戈宝权合译）。

主持编译 经典著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姜椿芳除主持时代出版社外，还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剧艺室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他按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创办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担任校长。姜椿芳解放前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长期做戏剧界的工作，他本人又是戏剧翻译家和电影评论家，解放初期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以这些工作对于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

1952年，姜椿芳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室主任。1953年初这个翻译室同中央俄文编译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他担任副局长（1979年以后改任顾问）。姜椿芳在这之前用“什之”笔名出版过《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论伟大卫国战争》。编译局局长是师哲，另外两位副局长是陈昌浩和张仲实，领导成员全是精通外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家。他们带领一批翻译家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姜椿芳从此以全部精力投入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他在拟制翻译计划，厘定翻译条例，统一翻译风格，总结翻译经验方面付出辛勤劳动。他不仅做组织工作，而且在第一线校稿、审稿、定稿，为树立严谨的译风而呕心沥血。

姜椿芳对清末以来中国翻译界的译风作了总结，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说：如果说，以严复等翻译界老前辈开始的以“意译”为主的译风是第一代，以鲁迅提倡“宁信不雅”的译风为第二代，那末，1949年建国以来翻译界的译风可以说是第三代了。第三代的译风是既主张严格根据原文翻译，原译不增不减，不为雅顺而脱离原文，又要求中文的表达不仅通顺而且要有文采，能把原文的神韵风格传达出来。这就是说，既不意译，也不直译，而是真正的等值翻译。“等值翻译”就是编译局的译风，因此它译的经典著作为翻译界所推重。

姜椿芳在编译局主要从事《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定稿工作。这两大全集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样，都是由编译局这个集体署名的，只是《列宁全集》某些卷次《编后记》中提一下译校者的名字。姜椿芳解放前的翻译和著作很多，因为斗争的需要用了大量笔名，他自己说“总共用了几十个上百个笔名”。如果说那时姜椿芳的名字淹没在众多的笔名之中的话，那么，他解放后翻译上的主要劳绩就融化在集体之中了。

到80年代初，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3200万字，《列宁全集》39卷，1600万字，《斯大林全集》13卷，300万字全部出齐。5000万字浩繁卷帙之中，渗透着姜椿芳的心血。

百科十年  成果辉煌

姜椿芳怀有编纂百科全书之志久矣！孜孜数十年，或者伏案译书，或者著文立说，他随时要利用国外的百科全书和中国古代类书。他还潜心探究中国古代类书和国外百科全书的发展历程和编纂方法。对世界百科全书大师狄德罗十分敬仰，窃思效法。建国初期，他就提出编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的建议，50年代后期又提出这一主张，但在极“左”思潮日益弥漫的岁月里，缺乏编辑百科全书的“大气候”。他同许多有志于百科事业的文化界人士一样，只好把这番宏愿权留心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干部作为“走资派”首当其冲，而在白区工作过的、被捕过的、做文化工作的更是受到重点冲击。姜椿芳当然在劫难逃，被置于大字报、批斗会的漩涡之中。他在东北军阀统治下，在租界洋人统治下，在日寇汪伪统治下，在国民党统治下，凭着赤胆忠心和勇敢机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十八年龙潭虎穴，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光荣史，被“四人帮”颠倒成了“罪行史”。到了1968年，厄运升级，这年9月16日，他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4月19日，才被放出，名曰“解除拘留”。牢狱中星移斗转，七个年头，朝暮晨昏，2407天。

铁门紧锁，没有锁住姜椿芳的一片丹心。他在数十年中积累的关于类书、百科全书的知识开始发酵。经过七年炼狱的苦心思量，图像逐渐由模糊转向清明，一副中国百科全书编纂腹案酝酿成熟了。

1975年4月19日出狱当天，他在同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等人见面时就谈到他编辑百科全书的设想。不过当时“四人帮”还在飞扬跋扈，出百科全书的条件尚不具备，而他本人的问题还挂着，党籍没有恢复。正好，“无官一身轻”。他就深入钻研百科全书的编纂问题，阅读国外的百科全书和有关资料，揣摩编纂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修订和充实自己狱中的构想方案。

“四人帮”打倒了。姜椿芳开始奔走呼号，为出版百科全书而遍访学术界、出版界人士，如在建国之初就提出编纂百科全书的出版界先辈胡愈之，以期共襄盛举。他根据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写成《关于出版大百科全书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附有《英国百科全书》和《苏联大百科全书》两个简介资料。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即把《建议》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编印的内部刊物《情况和建议》，在该刊1978年1月出版的第二期发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出版的内部刊物《出版工作》月刊也于1978年第三期转载了这个《建议》和两个附件。

建议分为5个部分，标题是：历史任务，客观需要；革命导师和领袖向来重视百科全书；各国编辑出版百科全书情况；近年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的趋向；几点设想。《建议》开门见山就说：“中国现在一般辞书很缺乏，大百科全书根本没有”。世界各国都在出版百科全书，“连独立不久的苏里南这样的小国也在编印”。《建议》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古代编纂类书的传统以至近代在百科性辞书方面的出版情况，然后指出：“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它是历史赋予的任务，是客观的需要，是世界潮流的必然产物。”第五部分是构思周密的蓝图，对于未来百科全书的编辑程序、出书步骤、出书期限、编排方式、全书篇幅、组织机构、印刷纸张、筹备工作等方面都提出具体意见。

《建议》激起广泛的反响。当时在中共中央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通过国家出版局委托姜椿芳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了联名向中央宣传部转报中共中央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三个单位经磋商确定的总编辑委员会由胡乔木任主任、周培源、严济慈、陈翰笙、于光远、周扬任副主任，总编辑部由姜椿芳、朱语今、曾彦修等主持筹备工作，也写进报告。197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78年11月18日，国务院为此发布了文件。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从此正式起步。以后，姜椿芳被任命为中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

虽有红头文件，还须白手起家。这个第一部百科全书的工作，无资料积累，无前例可援，无常规可循，无经验可资借鉴，一切都得从头摸索。富有创业精神的姜椿芳虽已经66岁高龄,仍把全部身心扑到百科事业上,开拓阵地.他面临的任务是:确定编辑方针,起草整体规划,厘定体力规章,罗致编辑人才,建立工作机构,设计编辑流程,安排印刷发行等等。更繁重的任务是——组织全国数以百计的学科的专家学者撰写条目，提供资料，审查稿件，使百科全书的质量达到国家水平。

筹备之初，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按学科分类分卷陆续出版，一种是全书全部条目编成后统排出版。姜椿芳选择了前一种方案，他出于下述考虑：⑴各国编百科全书最初都是从分学科出版入手的；⑵全书部头大，全部编成需时甚长，分类分卷出版可以避免旷日持久、师老兵疲的局面；⑶适应我国读者的购买力；⑷可以及时总结编纂经验。姜椿芳提出的总体设计按大类分卷的方案得到1978年10月举行的由胡乔木主持的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会议原则批准。最初提出分为50卷（后增至75卷），并正式确定以《天文学》为第一卷。

姜椿芳采取“边筹备、边调研、边编辑百科全书”的做法。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还局促在图书馆的几间仓库里的时候，《天文学》卷就上马了。姜椿芳于1978年9月在中国天文学会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首卷《天文学》的发言，得到与会天文学家的热烈赞同。为了探索百科全书编辑规律，研究百科全书的编纂学问题，为了建立百科全书一个学科卷的模式，他处处身临前线。他参加调查研究，组织学科卷编辑委员会和编辑工作班子，参与制定框架，选定条目，选择撰稿人，设计体例，确定审稿程序，安排编辑加工，审读重要条目，解决印刷装订问题。到1980年夏天，《天文学》卷已经付排，他还不顾高龄多病之躯，不顾溽暑高温天气，忍受往返20多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之苦，从上海到位于皖南山区的海峰印刷厂安排印刷工作，鼓励工人同志为排印好中国自己的百科全书为国争光。由于天文学界专家们的鼎力支持，由于姜椿芳带领编辑班子经年宵旰辛勤，《天文学》卷只用了26个半月时间于1980年12月问世了。从此，中国结束了没有百科全书的时代。

姜椿芳主持制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方针规定：“凡历史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论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有适当的介绍。”这个规定在《天文学》卷就得到体现。关于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天文学家张云是否上书的问题，在十年动乱方平的当时，天文学界争论颇烈。姜椿芳赞成那些主张给张云上书的天文学家们的意见，拍板立条。事后，人们都称赞他的魄力和远见。

活人上书，本是各国百科全书的通例，但我国解放后却成了禁区。“为×××树碑立传”，“文革”中照例作为“×大罪行”之一。姜椿芳突破了这一封锁线，在《天文学》卷为十多位健在的中外天文学家立传，其中有四位中国人，为辞书界开创了先例。

《天文学》卷启动以后，其他学科卷接连开始工作，由几个卷，到十几个卷，到几十个卷。每一卷他都要做大量工作，有数不清的事情由他处理决断。以《军事》卷为例，1980年7月19日，他同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成员唐守愚同去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双方讨论编纂《军事》卷问题。同年12月29日，他参加《军事》编辑委员会成立大会，做了发言。1981年5月，1982年7月，1983年4月，1986年3月，先后参加了《军事》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编审工作会议。1985年9月参加解决交叉问题座谈会。这仅仅是几次较大的会议活动，而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碰头会、汇报会、研讨会，更多的是会下的工作。一个学科卷如此，几十个学科卷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编纂《全书》，他奔波于全国各地，南方的广州、昆明，华中的武汉、长沙，西南的重庆、成都，北国的哈尔滨、呼和浩特，西陲的乌鲁木齐，至于上海，年必数次。

为了编纂《全书》，他拜访过数理化、天地生、农工医、文史哲、政法经、剧美音……上百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他担任许多社会工作，例如全国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地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学会顾问，等等。他是利用这一切社会活动的机会，宣传百科全书，争取各方支援，促进这个百科全书事业的发展。

姜椿芳从1978年1月发表《关于出版大百科全书的建议》起，到1987年12月17日患癌症逝世为止，为创建中国的百科事业整整付出了十年的辛劳。过度的劳累使他的健康逐步恶化而过早地离开人间。笔者看过他1978年为国家出版局等三单位起草的给中共中央报告的手稿，是大约六七毫米见方的钢笔字，字体娟秀，行款整齐。而到80年代后期，由于目力不济，他只能用彩色粗笔写字，方可两厘米，常见叠字，已经书不成行了。

创业者十载辛勤，结出丰硕成果。到1987年底，即姜椿芳逝世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已经出版29卷：《天文学》、《外国文学》（Ⅰ、Ⅱ）、《体育》、《戏曲·曲艺》、《环境科学》、《纺织》、《法学》、《矿冶》、《力学》、《教育》、《固体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空间科学》、《航空·航天》、《民族》、《交通》、《考古学》、《电子学与计算机》（Ⅰ、Ⅱ）、《中国文学》（Ⅰ、Ⅱ）、《土木工程》、《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物理学》（Ⅰ、Ⅱ）、《机械工程》（Ⅰ、Ⅱ）、《哲学》（Ⅰ、Ⅱ）、《化工》；已经发排13卷；《音乐·舞蹈》、《世界地理》、《宗教》、《语言文字》、《数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经济学》（Ⅰ、Ⅱ、Ⅲ）、《化学》（Ⅰ、Ⅱ）、《军事》（Ⅰ、Ⅱ）。此外，还出版了《世界经济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姜椿芳领导时期，出于他的倡导，出版了刘尊棋主编的十卷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赵洵主持译审的一巨卷《苏联百科辞典》，从1980年起每年出版一卷《中国百科年鉴》。

哲人其伟！《中国大百科全书》已经屹立在世界百科全书之林。

    1988年7月7日脱稿于北京团结湖

（写作本文时，承姜椿芳先生的女公子姜妮娜女士提供多种资料，谨志谢忱。）

原载：《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中国展望出版，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