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老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个儒家，他的处事为人，你一丝一点的官僚气都找不到，而且他对我们都很尊重。他有一次找我说，有人介绍了一个人，你看看怎么样？我跟那个人谈完话后，我跟姜老说，这个人不适合；姜老说我尊重你的意见，你认为不适合就不适合。姜老什么事情都是跟你商量，你在他手下工作，你觉得那种气氛完全不一样。他感召人是一种人格的力量。

那时我们接触的作者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期作者压抑了这么多年，你让他自己掏钱写稿子都乐意，他特别高兴。举个例子来说，我开始要搞第一版的框架，就是条目总表，我写出来寄到全国各地，我记得寄给武汉的裘法祖，他找了各系的十三个老主任，开了两天会，然后人大开会时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面谈。我跟他谈的时候，他一条一条跟我反复谈，我跟他有争论时，他非常热心地跟我讨论。

       最好的就是姜老支持这一切。姜老从不做任何细节干预，他支持你。你跟他在一块儿非常自在，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你觉得他是长者。大百科这个品种是全新的，也是很独特的，很多人把它和辞书相提并论，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不是以语言文字为核心的，是知识性的。它是很全面的、综合知识性的，所以它对技术非常有要求。这对大家来讲都是第一次，我们参考了很多东西，比如不列颠大百科等等，受到了很多启发。事实上很多工作方式纯粹是摸索出来的，是姜老带着我们这批人在干。跟姜老在一块工作，你绝对会觉得有股热气，你说不上是怎么回事，整天大家都在拼命。

     我说说姜老为人的风格。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不管是老一代的也好，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都找不到。姜老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人为善，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处处关心。他每天来上班，那时我们在安定门、蒋宅口那里。他一下汽车，从一楼走到三楼，每个办公室都要看一遍。因为他眼睛不好，原来是小秘书王伟，后来是妮娜带着他。责任编辑的名字他都清楚，因为是他点将的，每个办公室他都要到，问你工作进展情况、生活情况，甚至问到家庭的情况。姜老非常关心人，对每一位编辑的情况他都要了解，对业务情况当然他是知道的了，不胜任的他不会调来。

       姜老对待专家也是非常热心。说实话，没有姜老，大百科找不到这些专家，他们不会来。季羡林也好，吕叔湘也好，冯至也好，都说“我们都是奔姜老来的”。冯至说“我是自投罗网”。季羡林既是外国文学卷的副主编，又是语言文字卷的主编，他对姜老敬重得五体投地，姜老说什么，他都照办。对社外的专家，姜老具体是怎么做工作的，我说一两件事。我记得1985年冬天，北京下雪，路很滑，姜老让我跟他一起去北大，给大百科总编委会几个人送聘书。到了第一家，物理卷的叫王竹溪，当时王教授已经去世了，他的夫人在。姜老毕恭毕敬地跟她说来干什么，把聘书拿出来，双手递给老太太。老太太没想到老头去世了还给他送聘书，所以感动得不得了。除了送聘书以外，姜老还问寒问暖，问她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问得很仔细，非常关心。接着就到季羡林家里送聘书，季老不在，老太太在，老太太接的聘书，姜老跟老太太说，你要像我这个样子，把这个聘书给季老，是非常恭敬的。从季老那里出来，就到了北大朱德熙那里，他是北大原来的副校长，是语言文字卷的编委，也是总编委。朱德熙住在北大宿舍三楼，要爬楼梯。我说姜老我扶你，他说不要扶，自己扶着楼梯上到三楼。朱德熙也不在，因为事先都没有打电话通知，也是夫人接的，姜老也跟她说，你要像我一样，恭恭敬敬地把聘书给朱德熙。送聘书，不管是下雪天，路多滑，住多高，他都要亲自去，一份一份地去送。所以这些教授都很感动，发自内心地愿意协助姜老把大百科全书搞起来。这是一种感情的带动，没有这种感情，人家不会来。

姜老对这些专家都非常敬重，因此他能够团结这么多的人来搞大百科。有一次语言文字卷名誉主编吕叔湘先生83岁生日，姜老带着我们拿着蛋糕去吕叔湘家里，给他拜寿，嘘寒问暖。出门的时候，姜老跟我说，对面是冯至家，我们要去看他，不能够书编完了就不理人家，就带着我们又去看望了冯至。所以姜老对这些专家那是没话说的。

        我觉得姜老非常热心，也很能团结人，不管是比他大的，比他小的，他都亲自出马，一个一个地跟你谈话。像语言文字卷为了找主编，不知道姜老带着我跑了多少次。为什么人家说“我自投罗网了，我都被你网进来了”，因为姜老很虚心听人家的意见。不管是社内也好，社外也好，姜老与人为善，现在提倡以人为本，我觉得姜老不说在口头上，他是在行动上早就做到了。我们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老同志对我们的关爱。所以死心塌地、全力以赴地要为大百科卖命，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叫过，从来没有向姜老要过什么奖金，从来没有提过。主要是姜老这么一个伟大人物在我们面前带领，所以对他的去世，我们非常难过。

      我原来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78年秋天，我在原来的老领导王顾明同志那里，听到了姜老想要编撰一部现代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所想所为，特别是他要编这部书的初衷，使我很感动。在姜老的感召下，我要求调动工作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里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就这样集合到了一起。姜老在1958年就曾提出过倡议，要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革”开始后，他蒙冤在秦城监狱的日日夜夜里反复思考，想来想去觉得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脱离愚昧和迷信，就不至于很盲目地紧跟“文革”中那许许多多荒唐的事情。要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他考虑最好的办法是编一部文化长城——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填补中国文化上的空白。他想只要能够出去，他就要用他的余生干好这件大事。他出狱时已经六十多了，他见着编译局去接他的人第一件事就讲要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他到上海，见了老朋友翻译家草婴，第一句话也是说要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上海拜访很多老朋友，逢人必讲要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很快他就写成建议第一稿，手稿是他起草的。以后在编大百科全书具体实践中，他倾注了整个生命。

       编大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可以说每一步都会遇到新问题，也有很多困难等待解决。不同的见解，怎么编？里面有很多分歧。按国际惯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按字母排列，从头排到底，从A排到Z。在这个问题上，咱们《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从头排到底呢，还是怎么排？姜老首先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应以学科立卷，在每个卷中再按字母排列。因为中国当时知识分子还很贫穷，一套大百科全书起码二三千元钱，买不起，再说家里书架也没那么多。按学科立卷才能把大百科全书送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手里，一般知识分子家庭，我搞文学，先把文学的这两卷买了；我搞天文的，就买一个天文卷。所以中国大百科是以学科分卷。

这就是姜老的出发点，从中国国情出发。类似这些问题，里面都有姜老实事求是地为读者着想的一些思考。另外在编的当中，确实是很困难。姜老靠着他在社会上的人气，因为他是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政协的文化组组长，他团结了大批朋友。我参加的是外国文学卷和中国文学卷的工作，所以这方面比较了解。外国文学卷他组织依靠的这些人，都是他的老朋友，季羡林、叶水夫、陈冰夷、罗大冈、杨宪益、楼适夷……包括朱光潜这些外国文学界顶尖的研究家，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了。他能够把这些老朋友团结起来，除了他的人格魅力外，还因他非常尊重人，这是他们愿意团结在他周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姜老有一次带着我到朱光潜先生家，我们一进屋，看见师母在，师母说朱先生刚刚睡着，说他今天很累了，身体不太好。朱先生的工作室在二楼，他是爬着上的楼梯，上二楼为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写了一个条目。这会儿睡下了。师母问姜老这么远道而来，是不是要见见他，说几句话？姜老说别别别，千万别打扰他，他难得休息，以后我再来。这样就走了。他特别尊重、关心这些专家，所以说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另外，姜老学识渊博，要不然也团结不了这些人。姜老写了很多文章，敌伪时期他做地下工作，为隐藏自己，他用了上百个笔名，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他还有很多译作，外国文学方面翻译了很多剧作。影响很大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翻译家就用了他的部分译稿。他翻译了很多东西，所以外国文学界的老朋友是知道的。他还用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的身份团结这些人。所以季羡林先生说他非常佩服姜老，他编大百科的决心，感动了我们。姜老在政协会议上，有会就讲为什么要编大百科全书。因为那时姜老眼睛不好使，不看稿子，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季羡林说，他说的这些话里边还有数字，有很具体的一些情况，我很惊奇，他的脑子怎么那么好，他讲的这些话就像用钢版刻在他脑子里一样。他确实是老想这些问题，这些话都是从他心里流出来的。

       冯至也说，我们没有办法不跟你来编大百科全书，不知道怎么的老姜就把我们绕进来了。中国文学卷钟敬文，民俗学的泰斗。他说姜老是一个巨人，我们就是不能不跟着他，他的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我们就心甘情愿跟着他干了。在大百科编辑进程中，编委会经常会发生一些问题，像外国文学卷的罗大冈，是法国文学的分编委主任，他和另外一个法国文学的分编委，两个人观点分歧；还有一些编委委员也和罗大冈闹意见，这个时候，工作停转了，罗大冈先生也不干了。姜老去找罗大冈先生谈心，罗大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双方相互退一步，然后逐一解决。像这类事很多，在编辑大百科全书进程中，各卷都遇到过难题，这些难题大部分都是姜老出面解决的。

       所以姜老他不仅是倡议者，他还是实施中国大百科的灵魂，是一个推动者。可以说没有姜椿芳就没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社里有一段有些人说，姜椿芳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之一。我们说不对，不能这么提。没有一个人从倡议一直到实施这样做的，说“之一”那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之二。看看整个大百科从创立到编辑过程，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是谁在里面解决的。你就明白不能提“之一”，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这是历史事实。正因为姜老整个生命都扑在大百科全书身上了，1986年由总编辑改顾问，姜老也没说什么，也认了。他说我就当顾问，我继续关心，他魂牵梦绕心系大百科全书，他不能扔，他整个灵魂都附在这上了。姜老是豁出命来干的。外国文学卷有一次开编委会，姜老因糖尿病住院了，他是一心想要来参加这次会的，但医生不准出院，根据他的病情当时出院是很危险的。然而他偷着跑了出来，在开编委会之前，开了一个预备会，把陈冰夷、叶水夫叫来，跟他们讲了有些什么问题要注意，事先协调一下。他确实是用整个生命在编大百科全书。

       有人说，不要那么急，慢慢来。其实姜老是立足于抢救，所以第一版大百科全书里有很多中国顶尖级专家写的文章，要是再晚，再蹭几年，不会把他们这些东西留下来了。有好多人扔下为大百科全书写条目的笔，马上就辞世了。姜老立足于抢救，特别是一些身体不好的老专家，赶紧请他写，有这个危机感。事实上，后来大百科全书面世时有不少名字是划黑框的。姜老的立足点始终没有一点儿私心，就是为了编好这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大家刚才讲过各个卷各个学科的编辑队伍，我觉得通过大百科的编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团结了各个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使他们齐心协力来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出力。我们知道新中国曾经是一个运动不断的国家，历次的运动都把学术界也卷入到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去，不同学术观点往往被贴上资产阶级、反动等标签，在专家学者之间制造了很大矛盾，伤害了许多人。而恰恰是大百科各个分卷各个学科的编委会弥补、弱化了以前这些政治上的矛盾，成为真正的同心同德的学术团体，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非常重要。这两点我认为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最重要的两个贡献。提高了国家出版业的地位，团结了学术领域学者专家。这使中国文化建设有了基本的力量和方向。

       我和姜老虽然见面不是很早，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因为姜老和我的父辈是几十年的朋友。我的父亲（杨作人）也是搞俄文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和姜老认识。我觉得姜老这个人，他不仅仅是和上面的人、和台面上的人能够保持正常的关系，而且和普通人，甚至那些落魄的、挨整的人也能保持长久的友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作家萧军从上世纪40年代就挨整，解放后长期抬不起头来。但姜老和萧军始终保持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年年来往，逢年过节两家还在一起开联欢会，两家的孩子表演节目。姜老不太在意你是否挨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是朋友。他为什么能够团结这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品质，他做人的品质。当年在出版社，每天他都要到各个房间里转转，看看。不仅仅关心大编辑，也关心小编辑、小编务，还关心一些普通的行政事务工作人员。

       大家知道1978年“凡是派”流毒还在，社会上的极左思想还很严重。姜老在用人上曾经有人批评他“举逸民”，以前犯了罪、逃跑藏起来的人叫逸民。我们知道大百科第一批人有很多是从监狱里、劳改的地方出来的，我也是一个。我虽然年轻，我在“文革”时是住过“牛棚”的人，打成“反革命”的人。姜老就收罗了我们这样一批别人不敢要的人，只要你有才能，只要你对这个事业热心，他就把你找来并且重用你。所以姜老在这一点上，那么早就突破了极左的思潮。为什么？因为他有人性，他之所以能和萧军保持几十年的关系，说明他不在意这些，他看重的是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在制定体例的时候，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人物条，不要什么“杰出的”“伟大的”这种定性语，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军事家就是军事家，不要伟大的军事家。我觉得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突破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两点也说明了姜老的思想，是非常有远见的，非常有突破性的，思想很超前。所以我说，没有姜老这种人格、这种思想，大百科也不会编成后来这种样子。

      我想这个出版社对社会还有一个贡献，出版社不仅仅是出了一批书，出了大百科全书，还出了一批人才。这批人才各种各样，像常政（金常政，曾任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辑）等人，他们成了百科全书的专家。因为中国原来没有百科全书，他们通过编这本书，对世界上几十种百科全书深入研究，最后成为百科全书的专家。除了培养了一批学者，还培养了一批领导干部。现在出版总署也好，出版集团也好，有一大批干部是从大百科出去的，还有其他的出版社，像妇女出版社、文献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一些出版社的总编辑、社长，都是大百科当年的编辑，当时二三十岁的编辑。大百科出版社为中国出版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