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运

1949年冬季，上海解放已有半年多了，我考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所属的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报纸的招生广告注明这所学校的校长为姜椿芳。我只知道姜是上海文化界、翻译界的知名人士，想象中他的年纪不会很轻了。然而出乎意料，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我所看到的姜校长竟是那样气度轩昂，生气勃勃，看上去年龄不过四十上下。他当时穿着一身整齐的中山装，外穿深黑色呢大衣，慈祥和蔼的面孔上戴着一副白边眼镜，他文质彬彬，很有学者风度。他讲话条理分明，要言不烦，而且当苏联教授向同学们讲话时，他充当俄文翻译，用语顺达流畅，显示出他的俄语口译水平。刚进校时，我同他并没有接触，我只记得除星期天外，姜校长几乎每天都陪着苏联教授乘车来到学校，并且担任中级班的俄语课程，工作十分辛劳。他同上海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多有往还，为提高同学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与业务知识水平，他经常邀请一些专家来校作专题报告，就我所能忆及的，有夏衍、冯定、沈志远、叶以群、柯蓝等人。作报告时，姜校长大多在座。而他一有空闲，常在校园和同学们在一起，有的同学手拿俄文课本向他求教，他总是亲切和蔼地一一作答。

仅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姜椿芳校长的整个为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50年的一个冬日。当时全中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学校英语班几位同学被批准光荣赴朝。那天天气非常冷，凛冽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卷起的沙土不停地打着人们的脸面。下午，全校同学云集在操场上，欢送赴朝同学。姜校长站在临时搭起的台上，在呼啸的寒风中，痛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他热情洋溢地勉励同学要利用英语翻译这一有力武器，为革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讲话完毕，他还随同大家将赴朝同学一直送到火车站。这时的姜校长不仅慈祥、温和，还表现出一个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质。

说起来，我同姜椿芳校长的正式接触，还是在我入校半年以后。当时我担任学校戏剧组的负责工作，为了庆祝节日，戏剧组排演了京剧全部《龙凤呈祥》。这个戏相当长，所占的演员又很多，需要大批行头。有位同学介绍说，姜校长同上海戏剧界很多人相识，不妨请他想想办法，我当即去见姜校长，说明来意，哪知姜校长马上应允，立即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去华东实验评剧院借戏衣。尽管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生动地表明姜校长对人、对事的认真负责。

在此以后，我同姜校长的接触开始多起来了，因为我爱好文艺，和他所谈的多是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虽然姜校长在上海文化界享有一定声望，报纸上不时登载他的一些社会活动，但他为人很是谦逊朴实，丝毫没有领导架子。他讲话比较稳慢，有幽默感，而且记忆力相当强。由于我曾在学校壁报上发表过一首长诗，他就同我开玩笑说：“ПОЭТ（诗人），最近写了什么诗吗？”又由于我在校演过京剧《黄鹤楼》与《龙凤呈祥》，他也常问我还打算演什么戏。姜校长给我总的感觉是，他既是位可尊敬的老师，也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领导。

1952年初，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来京之后，我和同学们刚安排好住处，早些日子先来北京的姜校长，就亲切、热情地来到住所看望大家。我先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搞翻译工作，半年以后，调入新华社总社国际部俄文翻译组，主要是翻译苏联塔斯社的新闻稿。那时，在京的首届毕业同学，因人地比较生疏，每逢节假日，往往不约而同地去姜校长最早的工作岗位——斯大林著作翻译室探望他，而姜校长每次都很热诚地接待大家，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同学们家都远在南方，姜校长的家成了同学们在北京的家。我那时工作较忙，探望的次数不算多，但记得有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去看望姜校长，室内已有好几位同学在座，姜校长向大家提议一起去北海公园逛逛，我们听了后一致赞同，立即出发。大家陪姜校长在公园逛了一个上午，临近中午，姜校长又提议一道去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在那里，姜校长找到一家四川饭馆，请大家吃了顿午餐。

1958年1月，我由北京调到天津《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工作，因为行色匆匆，我来不及向姜椿芳校长辞行，到了天津，又因工作忙碌，也没有驰函问候。直到1960年初，报社领导委派去北京邀一批名家写稿，我才见到他。当时我曾访问过老舍、冰心、赵树理、李健吾、戈宝权、马少波、景孤血、陶君起、曲六乙等人。在访问过程中，我想到了姜校长，但我考虑到，他担任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领导，工作异常繁忙，而且外界邀稿又很多，怎么能再抽出时间为《新晚报》撰稿呢？我抱着“姑且试一试”的心情去见姜校长，并未指望他能赐稿。

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当我说明来意，姜校长当即应承，而且问明我要稿的日期。等我回到天津不久，他果然连续寄来了以“林陵”为笔名的几篇稿子。

不久之后，报社领导又让我去北京邀请姜椿芳同志写篇纪念列宁的文章，但时间非常紧迫，希望他能一两天内便交稿。我马上乘车去北京，上午10点左右到达马恩列斯编译局，不料他外出开会，下午再去，一直等到5点多钟。他回来了。他让我在书房落座，我一说出报社领导的恳求，他立刻毫不迟疑地说：“好吧，今晚我开个夜车，紧赶出来，明天一早你来取稿吧！”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编译局，姜校长又到外面开会去了。而在他的书桌上，已放着一封装好稿子的信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姜椿芳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近7年，我最后见他时，是在1977年他刚出狱不久，我感到他的身体已显衰老，而且目力很不济。那时我已调到《天津师院学报》工作，他问起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随又问到：“天津还出不出晚报？”我真没想到他对晚报还如此关心，我忙着回答：“现在还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他声音缓慢地说：“天津的晚报办得很有特色，希望它能出刊。”

像姜椿芳同志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界具有很高地位和威望的人，如此谦虚质朴，确实难得。他的一生业绩与他的高尚品德，将会留在每一个同他接触过的同志的心中。

原载《今晚报》198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