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以恩

日前翻阅《上海外事志》，看到在“大事记一九四九年”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十月十五日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副总书记西蒙诺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抵沪访问，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十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私邸举行酒会，招待由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这段记载勾起了我对已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创始人及前任会长、我的老校长姜椿芳的深切怀念。

一九四九年底我考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的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学习俄语，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员。这所学校是姜椿芳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下创办起来的，他是首任校长。当时他才三十七岁，风华正茂，除了担任校长外，同时还担任时代出版社社长和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处处长等职。

由于工作需要，他总是西装笔挺，在当时清一色穿灰布列宁装的干部、学员中显得相当特别。他那时的形象，时隔五十几年，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得一九五○年他指派我去负责编辑《文汇报·俄语周刊》时曾送给我一张光彩照人的“西装照”，我一直珍藏着，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和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一起都同遭厄运了。

我们的姜校长当时可以说是上海的首席俄文翻译。凡是有苏联朋友参加的重要活动，差不多都由他担任口译，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过他为陈毅市长等负责同志作精彩的翻译。他翻译起来总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如果能把他口译的话语完整地记录下来，无须加工就可以成为一篇文从字顺的文章。对于这一点我们当时都非常钦佩。

前不久我在姜校长家收藏的照片中发现了他为宋庆龄副主席当翻译时的照片，正好拿来发表在这里。这张照片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能够保存下来，可以说是一件文物了，而且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它的珍贵首先在于：它形象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在上海会见第一个外国友好代表团的情景。

姜老晚年曾有过一篇题为《翻译之道》的文章（好像是谈话记录，传布不广），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一生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现在我从中摘录一些有史料价值的片段，以飨同道：

“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中国革命文学艺术的中心，认识了几乎所有的进步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并且进一步扩大到文学、音乐等领域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会见了鲁迅先生。当日鲁迅日记里记载说:‘十日，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这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中文译名《复仇艳遇》。有人把我介绍给鲁迅先生。我指着为这次放映而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册说，有关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叙述，都是根据鲁迅先生所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辑成的。并且告诉他，这部影片的翻译名称，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改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鲁迅先生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因为影片即将放映，我匆忙送给他两张赠券，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就分手了。想不到《Dubrovsky》是鲁迅先生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过了一个星期，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党组织的领导人抓住了苏联人的地位在租界上的提高这一时机，派我这个懂俄文的人去和塔斯杜负责人商量办一份中文日报。日报没办成，办了一个《时代》周刊，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创刊。这个刊物，开始时全部都是翻译，我约了陈冰夷和陈梦海两位同志一同去做这工作。这个《时代》周刊，以后便发展为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二年增出了《苏联文艺》月刊，又在抗战胜利后增出了《时代日报》。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种苏联代表团和专家，络绎不绝来我国，我被推到第一线去做口译工作。苏联第一个文化艺术科学代表团访华，我在上海参加接待工作，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人的讲话和交谈，我被推去当口译，虽然我自知水平不够，但作为党的任务，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执行。后来共青团代表团，爱伦堡、尤金等的来访，也都继续担当口译，陪同他们参观访问。

“一九五二年到了北京，遇到这种场合，还是被派去做翻译。中苏友好月和欢送罗申大使，勉为其难地为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当翻译，为吉洪诺夫的长篇报告当翻译。接着，以宋庆龄和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我跟着宋庆龄同志，为她做翻译。”

这些史料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都很重要，出自当事人之口就更有价值。今年是姜老九十诞辰，又是他逝世十五周年，我们文化界的许多朋友碰到一起，又都谈到了他，十分怀念他。我作为与他有几十年密切交往的老学生，有很多值得记述的事还没有写出来，这里先用这篇短文作为我纪念他的一瓣心香吧。

原载《世纪》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