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中信

40余年来我在姜椿芳同志的领导下，做过几件事情。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责任心非常强，对工作不辞辛苦，事必躬亲，而待人的态度又十分谦和，无论对上对下都是一样。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一度在椿芳同志主持的《时代日报》当过《文艺》副刊编辑。他的工作很忙，我隔一星期才去编辑部一次，见面的机会不多，对他的了解不够。但在一些接触中，鲜明地感到他平易可亲，没有丝毫领导者的架子。

那年我曾写了一篇《昆曲门外话》拟刊《艺术》副刊上，文中讲了一些外行话，没想到他却很注意这篇东西。有一次在编辑部见面时，他表示理解我的某些看法，并同意发稿。当时我只知道他精通俄文，是著名的翻译家，却不知道他还对昆曲确有专门的研究。他非但不以为我的幼稚想法是班门弄斧，尤能耐心解释昆曲之所以曲高和寡的原因，并给我灌输有关昆曲的知识，一席谈话令我感到可敬可亲。

1946年间，《司徒乔四省战灾画展》在上海开幕后，报刊上发表过许多评论文章，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我在《时代日报·艺术》上也发表过一篇，表示赞赏《司徒乔四省战灾画展》。后来《文汇报·笔会》同时发表了三篇不同意见的评论，为首一篇是傅雷先生写的《没有灾情的“灾情画”》，他否定这个画展，措辞相当激烈，断然认为凡是说好的都是“指鹿为马”。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没有灾情的“灾情画”>读后》，准备在《艺术》副刊展开争论。艺术见解的分歧和争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但针锋相对的言辞容易引起误会。椿芳同志拿着我的这篇文章去见傅先生，目的是事先打个招呼。他身为翻译家对同为翻译家的傅雷先生非常尊重，身为《时代日报》的领导对我这样的后学又非常爱护。经过他认真、细致的处理，我的这篇文章还是见报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的尊重，对自由探讨文艺问题的提倡。他不辞辛苦地为此而奔波，替人受屈，却一直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连这件事情的原委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他主持马恩列斯编译局的工作以后，我曾协助他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组织历史画创作。此时他的眼疾已很严重，但并不因此而放松工作，曾多次参加审稿活动，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务使作品精益求精。

东北烈士纪念馆组织中央美术学院的几位教师创作烈士雕像和革命史画，我敦请当年参加东北联军地下活动的椿芳同志和作者座谈，他一口答应到我家里来谈，并且不要我派学校的车去接。他亲切地讲解革命史实，提供第一手的形象依据，详尽生动；到中午又坚持不让我派车送。他的眼睛视力已经非常弱，我只得送他坐上无轨电车回西城。

他在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全面工作中，为了编辑《美术》卷，曾多次到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画家、雕塑家、工艺美术家和美术史论家座谈；为了组织《美术》卷的编辑委员会，又曾多次和美术界的各方面领导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人士商谈，也曾和我个别研究。每次碰头都不要我去他那里，而是他亲自登门到我家来。此时，他已几乎失明，由司机扶着进我们的“大杂院”，高一脚低一脚、磕磕碰碰非常艰难，但是他却关心我来去交通不便，宁肯自己受累。1984年隆冬，下着大雪，他又亲自到我的寓所，毕恭毕敬地授予我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的聘书，使得我这个后辈深感惭愧。为了建设“大百科”大楼的装饰壁画、墙雕和大楼附近的环境雕塑，他又亲自到中央美术学院多次商谈并评审设计稿，有时中午都不能休息。他的办事热忱感动了许多美院的教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美术》卷全体编写人员集会上作动员报告的情景，他声和气柔，娓娓而谈，条理清晰，语言恳切，对大百科全书的建设寄予无限的深情和期望。他虽然未看到《美术》卷的出版发行，但是《美术》卷的诞生，是他亲手灌溉培育的结果，在《美术》卷中凝结着椿芳同志所奉献的心血。

原载《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