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文棣

文化战士姜椿芳同志已经逝世十五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在目前。

椿芳同志在二十岁上就在哈尔滨加入中共地下党，很早就受到革命工作的锻炼。因为他当时已在日方密切监视之中，无法再在哈尔滨工作，一九三六年被迫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不久就接上上海党的地下组织的关系，从此，就更显出他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家、杰出的创业人。他从无到有，白手起家，排除种种困难，为革命创建了几项新的事业。

首先借用塔斯社的名义，创办时代出版社，出版报道苏德战争真相的中文书刊，就是一着妙棋。虽然这个出版社深遭侵略者之忌，但是碍于当时政治、军事的形势，他们也无可奈何。

这时候，时代出版社的主要活动就是出版《时代》周刊，形式上算是另一同样名称的俄文版的中文版。后来又加出《苏联文艺》。这两种刊物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尤其在连租界也沦陷以后，正是一团漆黑的夜里的大明灯，起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直到1944年4月左右，军事上屡遭败北的日伪当局不得不借口“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中文刊物”，正式下令禁止两刊的出版。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九四五年四月间，当苏军已进攻到柏林附近时，他主编的《时代》杂志，就不经日伪当局的解禁，即刻复刊，日方也未来干涉，直到苏联对日宣战。日帝投降后，一度避居常州的椿芳同志，立即赶回上海，筹备出版《时代日报》。

椿芳同志之大名我耳闻已久，但真正见到他是在抗战胜利后。那时候我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由党组织的介绍，要为《时代日报》的副刊《星空》写文章。记得最初还有协助副刊主编叶水夫同志看些稿件的任务，但因我当时根本没有编副刊经验，再加还有送还稿件的问题不易解决，后来就索性完全限于写稿活动了。

为了避免邮寄，我写好以后，就坐了当时的五路电车送到水夫同志手里。当时的出版社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有编辑部，又有印刷厂，还有吴江路的发行所，甚至还有装订工场。椿芳同志的这个布局，可谓英明，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掣肘的麻烦。

《时代日报》的编辑部就在成都北路印刷厂楼上。我每次去送稿，经常见到老姜同志。老姜身材较高，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熟知的人中，最为可敬的人之一。

《时代日报》的副刊原来为《星空》，后来报纸改为八开后，副刊更名《新生》。我为这两个副刊写了许多杂文，如《太平盛世》、《阿Q的推背》、《瘦马与重车》等等，一本厚厚的贴报簿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了。《星空》与《新生》每天见报，另外，老姜同志还为该报规划了七个副刊，如《新木刻》、《新妇女》等。从而，《时代日报》虽然只有四开一张，篇幅不大，但是内容丰富，经常发布一般报纸上看不到的更翔实、更正确的消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军展开自卫反击战以后，他约请姚溱同志以秦上校、马可宁、萨里根的笔名，撰写半周或一周《军事述评》。姚溱同志尽管不是一个真正的“上校”，但他却能够尽量掌握多方面资料，刻苦钻研，利用国民党报纸上所刊出的消息以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等，以好像苏联人的口气，对由自卫反击战发展为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情况，向中国人作了客观的、准确而概括的报道。《军事述评》一出来后，就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每逢《述评》发刊的一天，报纸总要多印几千份。

椿芳同志是非常热爱俄国乃至苏联文学的。在出版政治性的报纸与杂志的同时，他也没有忘却这一方面。在他的主编之下，时代社先后出版了《高尔基研究年刊》两厚册，还出版了《普希金文集》一卷本，还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这三种书在当时文艺界起过很大影响。他自己在百忙之中，还翻译了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时代社草创的时候，工作人员连他才只有三个人，工作条件十分简陋，然而他们胜利地完成任务，而单位本身，在惨淡经营下，也逐渐壮大。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优秀的翻译家，有的解放后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杂志、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骨干。

姜椿芳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载《文汇报》200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