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夫

时间过得真快，椿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凡是认识他的人，不管是翻译界的、文艺界的、学术界的、新闻出版界的，都无不为他那遇事沉着镇定所折服，为他那创业百折不挠所感动。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对什么事情都能说出一个道理来。

椿芳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在哈尔滨从事反对日本侵略的进步社会活动，二十岁（1932年）入党以后就把自己全身心献给了党的事业，直到1987年12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在上海时代出版社，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十年。来北京后一直到他逝世这三十多年也有密切的交往，而且还有工作上的关系，但还不能说对他有全面的了解。他在哈尔滨时的地下活动，过去他从不对人谈起，我也是很晚才听说当时满州省委的有些重要会议常在他家召开、党的负责人杨靖宇将军还常在他家隐蔽居住，他还因在他参与创办的一个画刊上刊登高尔基病危的消息和照片而被捕过。他在1936年8月转移到上海后在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甚至音乐界参加的地下活动，我也知之不详。解放初期他在上海受命筹建并担任上海俄文学校（即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校长和党委书记，调北京后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副局长，这些事情我也了解不多。椿芳同志的经历中只有两个时期我知道得很清楚或者比较清楚。一是在时代出版社共事时期，二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筹备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时期，有些往事现在还记忆犹新。

（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连“孤岛”（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陷后还保留有“租界”时的称呼）的地位也丧失了，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在此之前上海地下党派椿芳同志商请苏联塔斯社找苏联人出面出版的《时代》周刊（即时代出版社前身），至此也被迫停刊，后来因日本与苏联还维持着外交关系，这个刊物总算恢复出版了。这是“孤岛”上唯一能够介绍苏联情况、报导苏德战场消息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透露我党观点的刊物。它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遭到了日伪的痛恨，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时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进行迫害、盯梢、秘密逮捕。而对椿芳同志，则是用了一种奇特的方法：“交朋友”。有一天，椿芳同志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穿着中国人的长褂，用俄文和椿芳同志交谈，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身份，直说他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个军曹，名叫中谷，要与椿芳同志“交朋友”。椿芳同志虚与委蛇。此后这位中谷先生就经常到椿芳同志家拜访，有时是清早，有时是晚上，有时是白天上班的时候约他出去。我曾多次接到中谷的电话，要椿芳同志接听，然后约他到对面的咖啡馆去坐坐。中谷想要了解的主要是他家里的情况，时代出版社除了苏联人以外，还有多少中国人，是些什么人，头头是谁。椿芳同志采取虚虚实实的方法告诉他，同时明确地对他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头头。中谷还要求他不要把这种“朋友”关系告诉苏联人。有一次中谷邀请椿芳同志到日本军人俱乐部吃饭，椿芳同志以为此事凶多吉少，就准备好“后事”去赴宴，不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想来此时日本人自己的处境也不妙，所以不敢对他下手。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椿芳同志和我们都在办公室被软禁了一天，获得自由后，他就急忙逃回老家常州。几天之后，日本投降，椿芳同志已经奉命创办《时代日报》了。在这一场“交友”斗争中，椿芳同志沉着应付，胆大心细，充分运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表现出智勇双全的能力。

在抗战胜利后期，上海环境险恶，椿芳同志继续领导着时代出版社的同仁与国民党作迂回曲折的斗争，直到《时代日报》被查封，他避走香港为止。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椿芳同志以他那复杂的经历、众多的社会关系，当然在劫难逃。他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不算，还加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批斗之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种种迫害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使他丧失对党的事业的信心。在狱中，他就思考要倡议编辑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填补中国文化的空白。

从全世界看，自狄德罗等一批启蒙学者在法国编辑出版了《百科全书》以来已有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欧美一些主要国家如英、美、俄、德以及东方的日本都纷纷编辑出版了百科全书。这些百科全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百科全书，后来中央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规划也曾把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十年动乱”，这项工作没有启动。椿芳同志即在狱中立下宏愿，1975年出狱后就开始调查研究有关百科全书的资料，并不顾双目几乎失明，四处奔走，与学术界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交换意见，提出设想，争取支持。这些同志听了之后，不但表示支持，而且还出谋划策，千方百计要促成此事。1978年，椿芳同志为国家出版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上报中央，很快得到批准。胡乔木同志被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一批德高望重的文化学术界前辈担任副主任，椿芳同志也担任副主任并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这样，椿芳同志名义上还是中央编译局一位负责人，但实际上是全力以赴地在搞大百科全书了。他四处调人，建立编辑部，按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军事科学等门类找了几十个学科的学者筹组各学科的编委会。他首先启动了《天文学》卷的编撰工作，第二步就轮到外国文学。他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同志挂帅（分编委会主任），又找了季羡林同志和我当副主任。我想我是因为当时是冯至同志的副手，后又接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在组织人力和实际工作中能起点作用，所以也就滥竽充数了。编委会包括朱光潜、伍蠡甫、范存忠、陈嘉、吴富恒、卞之琳、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曹靖华、戈宝权、陈冰夷、孙绳武、闻家驷、罗大冈、李健吾、杨宪益、叶君健、田德望、严宝瑜、金克木、楼适夷、李芒、王央乐。各分支编写组主编均由编委担任，成员也都是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阵容可谓强大。怪不得冯至同志曾戏言：这个姜椿芳好厉害，把外国文学界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大意）。乔木同志曾提出要求：每一个条目都应该由对该条目有研究的人来写。这一点基本上是做到了。外国文学卷出版后，引起了国外文学界的重视，他们想不到中国对外国文学如此熟悉，有如此深入的研究。

遗憾的是，椿芳同志没有活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全套出版的日子。但他仍不愧是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

（三）

在紧张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同时，椿芳同志还展开了筹备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工作，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会长。

椿芳同志十六岁时就在哈尔滨学习俄文，后来在英亚通讯社（苏联塔斯社的化名）等处担任翻译。到上海后又在发行和放映苏联电影的单位担任翻译。1941～1952年负责《时代》周刊、《时代日报》、时代出版社的工作，1953年起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可以说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的岗位。他的译作主要有斯丹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柯的戏剧理论；剧本：普希金《鲍利斯·戈都诺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森林》、《肥缺》、《狼群》，高尔基《索莫夫及其他》、《小市民》、《敌人》、《怪人》、《孩子》，西蒙诺夫《俄罗斯问题》、列昂诺夫《侵略》；小说：吉洪诺夫《列宁格勒的故事》、格罗斯曼《人民不死》；诗歌：高尔基《少女与死神》、吉洪诺夫《基洛夫和我们同在》，等等。他还译过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期间，他主要从事《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翻译的组织领导工作与定稿工作。他还参加《毛泽东选集》中译外的组织工作。应该说，椿芳同志不仅是一个成绩卓著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翻译工作组织者。

早在1951年，出版总署就召开过由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全国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茅盾同志作了主旨报告。在那些岁月里，也不断有人呼吁要成立一个翻译家的团体，可惜没有实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文化交流、科技引进、外事活动、外语教学等等蓬勃发展。对翻译工作的需求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广大翻译工作者要求成立自己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人在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建议，有人还走访或写信给国家人事局，希望由他们会同有关单位筹备成立翻译协会。国家人事局在这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派人走访了外语人才比较集中的单位的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被推为未来的翻译协会的挂靠单位，当时的局长吴文焘同志请副局长刘德有同志协助他筹备。经过酝酿，拟定由热心翻译事业并在翻译界享有很高威望的椿芳同志出任会长。椿芳同志慨然应允，从此就与文焘、德有同志经常会晤，商讨筹备事宜。1981年，由国家人事局牵头，召开了两次筹备会议，除了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外，一些著名的翻译界前辈也都出席了。接着，中宣部也批准成立译协。

1982年6月23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举行，中央领导同志王震、乌兰夫、薄一波先后讲话，热烈祝贺协会的成立，高度评价了翻译工作对我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前辈学者、《共产党宣言》的译者成仿吾同志被推为名誉会长，姜椿芳同志当选为会长。

此后，椿芳同志即认真负起会长的责任。译协的第一项工作是：他不辞辛苦，亲自到一些重点地区去推动地方译协的成立。现在已有五十多个地方译协成为中国译协的团体会员。译协另一项工作是内部机构的设置，即成立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少数民族语文、外事、翻译教学和理论等翻译学术委员会。第三项工作是定期召开全国性的专业学术讨论会，以交流经验，活跃学术空气。第四项工作是出版会刊《中国翻译》。第五项工作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行人员互访。1987年，中国译协正式加入国际译联，在最近几届国际译联的世界大会上，中国译协的代表均被选为理事。

中国译协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译协全体同仁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但椿芳同志的开创精神与敬业精神也时刻鼓舞着人们继续努力，为翻译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1997年12月1日

原载《中国翻译》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