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 然

在我四五十年的翻译和编辑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在时代出版社度过的九个春秋（1944～1953年）。时代出版社可说和我有着血缘的关系，而时代出版社的负责人姜椿芳同志又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位好领导。

我从1938年开始学俄文，后来通过读俄文的同学陈冰夷认识了椿芳同志。1941年我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鲍列斯》，登载在椿芳同志主编的《时代》周刊的副刊《高尔基研究》上。1944年春，我参加时代出版社编辑部的工作。没有想到，从此俄文翻译和编辑工作竟成了我的终生事业。

我最初认识椿芳同志是在1940年，那时他还不满30岁，可是已经老练沉着，无论说话做事都不慌不忙，有条不紊，是他鼓励和支持我坚定地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给了我不少的指导和帮助。

椿芳同志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丝毫领导的架子，和他相处，真是“如沐春风”，当时编辑部的同志都称他“老姜”（这样亲切的称呼在当时的上海并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关心人、富有人情味是他的特点。直到他逝世前几年，他每去上海，总和过去的老同事相聚，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还让人搀扶着，走上陡峭的楼梯，去探望已故同仁的家属。

在和椿芳同志相处的过程中，我渐渐地认识到在他瘦弱的身体里，却有着一颗百折不挠的革命之心，一个充满聪明才智的战士的灵魂。当时，除了时代出版社繁重的工作，他还为对付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和迫害花费了许多精力，做了党交给他的大量社会工作，同文化界进步人士和左翼文化工作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

他还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勇于在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创办出一个个卓有成效的事业。他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从不诉苦；有所成功时，也不夸耀，他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地、毫无怨尤地工作着。

时代出版社创办于1941年，名义上的发行人是一位苏侨，实际上是苏联塔斯社出资经营、由我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单位。当时上海塔斯社社长罗果夫是一个有魄力、有胆识的事业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友谊。他本人爱好文学，研究并翻译了鲁迅许多文章。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文艺》（共37期）就由他主编。他想方设法弄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出版的反映苏联人民英勇对敌的代表性作品，像《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不屈的人们》、《人民是不朽的》、《前线》、《俄罗斯人》、《侵略》等优秀作品，除了在《苏联文艺》连载外，还出版了单行本，在广大读者心中树起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念，在日伪时期和国统时期的上海，乃至解放区都起了巨大的影响。椿芳同志自己除了翻译《人民是不朽的》、《前线》、《侵略》等书外，还译了不少小说和剧本，译得更多的是诗歌。

时代出版社的俄文翻译工作者的队伍是逐渐壮大的，最初只有四五个人，抗战胜利后，有几位来自内地的同志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又添了一批人，大家怀着对俄苏文学的爱好，抱着为介绍俄苏文学而工作的共同目标，边工作，边学习。这样，时代出版社就集中培养了将近20位俄苏文学翻译工作者和编辑工作者。这不但在上海，就在全国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支队伍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分散到全国几个重要的出版社和科研单位，在研究和介绍俄苏文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饮水思源，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出版社、它的创始人姜椿芳和罗果夫对我国俄苏文学事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解放前，在时代出版社（主要是《时代日报》）工作过的有我们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冯雪峰、林淡秋和楼适夷等同志，这是时代出版社值得骄傲的事。

我们的编辑部几次搬家，从狭窄的办公室，考究的高级公寓到解放后环境优美的小洋房，但是一直萦绕在我脑际的却是成都北路那幢破旧的小楼，那是一幢临街的石库门房子，一共两层，是抗战胜利后买下的一个印刷厂（包括中俄文排字、印刷、纸型等车间）。《时代》杂志、《时代日报》、《苏联文艺》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加起来有好几十人，其拥挤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编辑人员就在这印刷机的轰鸣声中和打纸型的敲击声中工作。这里有日班和夜班，报纸的编辑们在编报的空隙间还在排字间上的阁楼上休息。椿芳同志经常是下午和晚上工作，有时甚至是日以继夜地工作。他那瘦弱的身体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经常来编辑部的有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但也有国民党的特务伪装成拾废纸的从后楼梯上来，希望从我们的字纸篓里捡到一些他们需要的材料。印刷所附近有人盯梢是家常便饭，椿芳同志的背影就曾被偷摄去。

时代出版社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在那风雨同舟的岁月里，大家患难与共。编辑、工人和发行人员之间，大家关系融洽，亲如家人，没有上下级等级分明的观念。这和椿芳同志的领导作风是分不开的。

原载《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