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华

（一）

我与姜椿芳伯伯相识于1984年夏天。那时我在辽宁省锦州市文联工作，暑假家里十分热闹，我又必须尽快修改完一篇东西，只得请婆母来帮忙料理家务，自己躲到沈阳，在辽宁省作家协会的创作之家改稿。一天，老作家梁山丁来告诉我：“姜老来沈阳了，住在辽宁大厦。下午我去看他，你也去吧！”

我知道山丁叔说的姜老是姜椿芳。梁山丁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年轻的一员，给我讲过许多当年往事，就在几天前他还提起过姜老。

但我不想去拜访姜老。先父的不少战友、朋友都曾身居高位，我不愿去打扰他们。姜老的级别也很高，而且那些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一卷一卷地陆续出版发行，作为中国大百科事业奠基人、开创者的姜椿芳，名字频频见诸报端，虽然他年龄已步入夕阳，但事业却正如日中天，也在我不愿打扰之列。

山丁叔只得自己去了。晚上又来对我说：“我告诉姜老，你是宋小坡的女儿，他一定要看看你。明天去见见吧。”

再不去就是不识抬举，于是约定第二天早上同游北陵公园。山丁叔和我到达时，姜老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已早到了。那天我穿了件很显身材的黑色无袖乔其纱旗袍。姜老凝视我良久，说：“这件衣服很适合你。” 我告诉他，这衣服是我母亲的，她年轻时流行长旗袍，而我比母亲个子高，穿起来就正符合现在流行的长度了。话题便转到我父母身上。

我的父亲宋小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在奉天（现沈阳）创办了我党在东北办的第一个文学刊物《关外》并任主编。当时思想进步的文学青年鲜有不知《关外》者。先父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这世界上还没有我。我能够清楚地了解父亲的革命事迹，倒要“感谢”那个特殊的年代了——在“文革”中，我母亲右手拇指残疾，写字很困难，她“交待”历史和接待外调的材料，大都是她口述，我记录、整理。由于重复多次地记录整理，我熟知了父亲的生平。

姜老说早就知道《关外》和它的主编，这也是他一定要看看我的原因。说来很巧，先父在沈阳主编《关外》的那段岁月，姜老在哈尔滨先后主编《满洲青年》和《满洲红旗》 。姜老是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的活跃人物，先父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东北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 。姜老1932年到1936年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先父1932年至1935年打入伪军“北满山林警备队”，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一面坡、延寿、乌吉密一带，配合赵尚志搞抗日斗争……

姜老感叹说：“都是在搞地下工作啊，那时若能公开身份，肯定会认识的。” 他问我父亲后来的去向。我告诉他先父后来被派往新疆，再后来以“颠覆新疆政权” 罪名被盛世才逮捕，最后长眠于天山脚下了。姜老着实唏嘘了一番，很动感情地说：“以后你到北京就到我家去，你不要把我当外人。”

姜老回京后我们通起信来。他要我称“伯伯”，不要叫“姜老”。锦州离北京很近，去京的机会很多，伯伯的真诚热情使我感到温暖，后来若逢休息日我在北京，便去拜望他。

（二）

在伯伯家里看到他创作和翻译的作品年表，才知他是一位本该著名的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是哈尔滨左翼文化运动幕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革命烈士金剑啸的直接上级。那期间他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他不断变换笔名：筠、蠢仿、绿波、常江、江水、江鸥、鸥、欧之、老牛、少农、泥藕、之洋、青、贺青、厚非、侯非、懋、姜椒山……20多个笔名，其实都是姜椿芳。

他又是一位本该著名的翻译家。1936年8月，他由哈尔滨转战上海，后来任上海地下党文化总支部书记，团结了一大批左翼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界进步人士，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后来的反独裁、反内战斗争。同时他翻译了大量苏俄文艺作品，小说有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吉洪诺夫的《列宁格勒的故事》等；诗歌有《苏联卫国战争诗选》、《吉洪诺夫诗选》等；科普读物有伊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史托列多夫的《植物的绿色》……有个时期他侧重做戏剧界和电影界的工作，便又翻译了大量剧本：果戈里的《赌棍》、普希金的《鲍利斯·戈都诺夫》、高尔基的《小市民》《索莫夫及其它》、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肥缺》、雅鲁纳尔的《破旧的别墅》、列昂诺夫的《侵略》、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左琴科的《结婚》……等；还有电影《列宁在十月》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著作《演员自我修养》（第一卷）、《我的艺术生活》、丹青科的《往事点滴》……等等等等，而姜椿芳这名字，淹没在他100多个笔名和化名下面了。

解放后至“文革”前，椿芳伯伯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多年，为《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和中央重要文件外文版的翻译出版，做出了重大贡献。

翻译出版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罪吗？“文革” 中，姜椿芳竟然也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

（三）

椿芳伯伯在狱中虽然身心备受摧残，但他坚信自己无罪，早晚有一天会走出牢房。那个年代中国疯狂了，而姜椿芳很清醒。他静静地思索出狱之后做什么？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他就向中央提出过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后来还被纳入“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 之中，但一直未能落实。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大百科全书，是文化建设上的一大空白啊！姜椿芳决心要为国家填补这项空白。宏伟的理想、细微的设想，诞生于秦城监狱狰狞阴暗的单人牢房里。

1975年4月19日，伯伯出狱了。党籍还没有恢复，他相信早晚有一天会恢复，他没时间为自己的党籍奔走。自由是多么可贵啊！他可以整天把自己沉浸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之中，他如醉如痴地遨游在世界各国百科全书的海洋里，为了实现狱中的梦，年过花甲的姜椿芳要再拼搏一番。

十年“文革”结束后，姜椿芳写的《关于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情况和建议》以及国家出版局的内部刊物《出版工作》上相继刊登出来。《建议》近8000字，全面介绍了古今中外38种百科全书、类书及其他有关出版物。《建议》举例说明了百科全书的社会意义——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用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新条目，对全社会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为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苏联1926年开始出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为实现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和思想基础……《建议》还描绘了十分详尽的蓝图，既有宏观的规划，又有具体的细则。

当时，胡乔木同志在中央主持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看到了《建议》，让当时的出版局局长王匡同志来找姜椿芳，决定由姜写出正式的倡议书，送给出版局。出版局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会签，联名向党中央呈报由姜椿芳起草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1978年5月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请示。1978年11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文件，姜椿芳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中国从此结束了没有大百科全书的时代。

（四）

伯伯的前半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在哈尔滨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其实只是副业；而主要工作是先后担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干事；更主要的工作是在英亚社（苏联塔斯社的化名）任俄文翻译，奉党指示，将苏联国家电讯社发布的最新消息尽快传达给国人……那时，伯伯的家先后成为团和党的省委机关所在地，省委的一些重要会议都在他家召开。抗日英雄杨靖宇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东北反日总会会长，住在伯伯家。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到东北后化名张贯一。伯伯的父母负责掩护“老张”，都做起了地下工作。伯伯主编《满洲红旗》时 ，按地下党的纪律，他不能把编好的稿子直接送往秘密印刷所，他母亲就毅然承担起了跑印刷所的任务，俨然成了地下交通员。老人家挎着一只菜篮子，把稿件放在篮子的双层底内，故意靠近敌人岗哨，沉着自然地走过，每一次都顺利完成了任务……

伯伯谈到自己的母亲，流露出无比的崇敬和深情。他坐牢的7年里，老母亲天天在傍晚人们下班的时候，拿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院子门口，两眼盯住胡同口走来的人们。人们问她坐在这干吗？她说：“等我的儿子回来。”

有那恶人或是不懂事的少年说：“你儿子蹲了大狱了，你儿子回不来了！”

老人家总是说：“我儿子清清白白，从没有做过坏事，我儿子肯定会回来！”

7 年啊！除了下大雨的日子被家人拼命阻拦以外，其他时候风雪不误。到后来老人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全靠一定要等儿子回来的信念支撑着。老天有眼，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儿子终于回来了！母亲扑到儿子的怀抱里，虽然两人都瘦骨嶙峋摇摇欲坠，但他们互相搀扶着站稳，母与子构筑成大写的人，让晚辈们懂得了什么是信念和坚韧。老母亲身心都放松了，不久后溘然长逝。

（五）

我喜欢听伯伯聊天。当年他在哈尔滨和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都有许多危险曲折的经历，随口讲来就是谍战故事。我又不敢多耽误他的时间，怕影响他工作。每当我到他家，小坐片刻就要告辞时，他总是说：“没关系，你多坐会儿。你不是总让我注意休息、不要过累吗？我跟你聊天就是休息。”

伯伯那时已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和糖尿病。起初我以为他只是近视，每次去他家，都看到他坐在巨大的写字台边，戴着高度近视镜，又拿着一柄放大镜，在吃力地审阅书稿。我去了他便坐到沙发上来，将头仰靠在沙发背上，闭着眼和我说话。我一直想写写他，可他多是给我讲别人的故事——讲一位极其聪明勤学的部长的故事，讲北满中苏边境上一个白俄女人的故事，讲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故事……他说作家应该尽可能地多听故事。我请他多讲讲他自己，他却总是说：“以后找个时间慢慢讲吧，以后会有机会给你讲的。”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病魔正在悄悄地吞噬着机会。

1986年夏我曾回新疆，自然是为写作而去，还有一个渺茫的希望，是要祭扫父亲的坟墓。父亲牺牲40多年了，要寻找他的坟墓谈何容易！那么多共产党人死在新疆，但有醒目的坟墓和墓碑者，仅仅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几位而已。我在乌鲁木齐城郊革命公墓无际的荒冢间寻找，少数较大的坟茔，残墓断碑，展示着“文革”时期打砸的业绩；多数是坟前埋个木牌，上写着逝者的名字，因年代久远早已模糊不清，仅余缕缕墨痕；更多的只是小小的土丘，诠释着“一抔黄土”的具象；还有的被岁月侵蚀，几乎夷为平地。

非年非节，墓园里只我一人。从上午寻到黄昏，大风吹散了我的头发，斜阳投下我长长的身影。大漠荒冢埋忠骨，“欲吊孤魂无处寻” ！无限凄凉，只能对着不知谁人的坟头，抛洒一回眼泪。

过后我讲给伯伯听。他拉过我的手，轻轻拍抚着，安慰我。他沉重地说：“你的父亲死了，剑啸死了，许许多多人都死了，可我和另外一些人还活着。”

后来他又在信中说：“几年来我一直把你视为亲人，以后你到我家来要随便一些，就像在自己家里才好。”

1987年初，伯伯的信透露出他身体不适。那年3月，我到山东莱芜开会，会后专程到济南。辽宁的著名医生聂亚杰当时在济南给铁道部副部长吴冶山治病。我去探望他们，吴部长已快痊愈了，我便把聂大夫硬拉到北京，请她给伯伯治病。那时我先生也出差在外，家中只有保姆和孩子。我归心似箭，将聂大夫留在北京，自己匆匆去赶火车。因为过于匆忙，临走竟然没有向伯伯道别。

（六）

到家几天就收到伯伯的来信：“……那天晚上我给萧军挂了电话，问他你是否在他那里？我是想在电话里跟你说句告别的话……”

伯伯去世后我无数次地捧读这封信，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伯伯的话怎么好像谶言啊！好端端地您说什么告别的话呀？那次竟是我在伯伯生前，见到他的最后一面，告别的话一直也没有说，而且再也没机会说了！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伯伯因胰腺癌转肝癌去世。我接到讣告那天夜里一夜无眠，伯伯的音容笑貌总是历历在目。那晚我整理他的来信，与伯伯相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他的来信竟有将近30封。除了最后两封是尼娜大姐（他的大女儿）代笔外，其余全是他的亲笔信。他视力极弱，每行字都是从左上向右下倾斜着，我知道他几乎是摸索着写的。我要再度感受伯伯的温暖慈爱，只能到这些信里来感受了！每逢我出远门前告诉他，而后若没有及时写信，他便百般牵挂。一次去山东滕县，病在那里，鬼一般挣扎到家，调息好久才给伯伯去信。他立即回信，第一句话便是：“等了好久总算等到你的信，你若再不来信，我就要写信到锦州去问了！”

伯伯鼓励我多读书，用尽量多的知识武装自己：“当今许多作家的危机是知识贫乏，眼界狭窄，缺少现代意识，这是要被时代丢下的。”

伯伯教导我要牢牢记住为人民写作：“作家若没有社会责任感是可悲的。无私才能无畏，而一旦真正无私无畏，你便获得了自由。”……

我冒着严寒赶去北京参加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肃穆的礼堂里摆放着赵紫阳、彭真、杨尚昆、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悬挂着赵朴初、楚图南、骆宾基、楼适夷……等生前好友撰写的挽联。而在礼堂外面，长长的人流缓缓移动，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在夹着小雪的寒风中等待向椿芳伯伯鞠躬致敬。他们是要表达对一位暗夜中的鼓手战士、一位“锄禾日当午”的辛勤园丁的深深敬意。

发表于2011年10月26日《文艺报》